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尼德兰的格特点 尼德兰的格特点和相关情节

王莽,儒生,儒家尼德兰的格特点 尼德兰的格特点和相关情节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很多朋友想了解关于尼德兰的性格特点的一些资料信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与尼德兰的性格特点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记者 | 实习记者 赵钊 记者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不论古今内外，人们在经历瘟疫时，总会不由自主怀疑灾异与运势之间的关系。有人可能会求助于民间信仰中的“算卦”来推测未来，也有人求助于天文星象。中国古代帝王将这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加以利用和延伸，有时再附以代表神灵不可测意志的符命，颁布诏书以自谴或表彰。这也是为何在两汉史书中，我们常能见到有关“灾异和祥瑞”的描述。

张向荣的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后简称《祥瑞》）便是借用西汉的“祥瑞”，以王莽作为线索，由表及里呈现了背后复杂的政治结构。在张向荣看来，“祥瑞”背后的儒生政治体系有着庞大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贯穿了中国帝制的发展进程。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儒生的工作之一便是观测和解释这些自然甚至超自然现象。

出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后人对某一特定历史人物的描述和诠释呈现出种种差异，而人物本身也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中渐渐失真。儒生政治体系、外戚政治、符命与祥瑞信仰构筑了这本书的舞台结构。作为主角的王莽，反而在这样的结构中显得有些不起眼。张向荣坦言，这正是他的意图之一——不再重新“制造王莽”，而是将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从传统印象中剥离，混溶于历史的长时段，以“深描”的方式，审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互动。

01 谈写作旨趣：理解两汉的经学，了解王莽是必要的一步

界面文化：你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张向荣：我在博士期间关注两汉的诗经学，这是一个史学和经学相结合的方向。借此机会，我系统地将两汉儒家经学的演进以及与诗经学有关的材料进行了阅读和梳理。经学发展至王莽时代到了一个复杂的阶段，换言之，王莽是西汉儒学演进到一个特殊阶段，或者说顶点的标志人物。因此，理解两汉的经学，了解王莽是必要的一步。反之亦然。

随着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叙事有了新的可能。在大众印象中，王莽是一个很怪异的人物。但是如果将王莽放置到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甚至东汉的经学发展也很大程度受到王莽的影响。但流传于世的学术传记十分有限，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祥才先生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在上个世纪对王莽的生平有所撰述，此外仅有一些演义式的小说。随着这十年来阅历的增长，重新叙述王莽故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界面文化：这本书并不局限于王莽的一生，而是具有较强的历史延伸，你是如何构思的？

张向荣：关于王莽的基本史料其实不多，主要是《汉书·王莽传》及《两汉书》。出土文献有一些，但仍以补充为主。如前所述，王莽的崛起是西汉儒学演进的产物，因此，我觉得要想理解王莽，必须要从更广阔、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去理解。比如我们反思王莽成功的原因，会发现历史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的。首先，儒学是王莽起势最根本的条件，时人对祥瑞灾异无条件的信任，再加上西汉的政治机制为王莽提供了攫取政权的现实条件，种种机缘，才可以解释王莽独特的成因和败因。

02 谈儒生政治与王莽称帝：人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发展变化

界面文化：20世纪历史学年鉴学派提出了“长时段”的研究理论，认为如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请你谈一谈你所理解的汉代政权建制与儒生政治？

张向荣：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等前辈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探讨过士大夫政治，一些学术成果业已成为共识。去年底，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亮所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的中文版面世。她认为，巫蛊之乱后朝堂为之一空，所以儒生群体迅速填补空白，由此促成了一个儒生帝国的兴起。遗憾的是，当我知道这本书时已时值今年春夏，没能来得及系统地了解她的论证过程。她的观点中有一点我是赞同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汉武帝因采取董仲舒的对策开始罢百尊儒，从而形成儒生政治局面，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被扬弃，但普通读者可能还了解的不多。

我的论述逻辑是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概括的描述西汉政权的特点，即建国与建政——所谓“建国”就是政教体系的建立，所谓“建政”就是政权的组织方式，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的确立。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框架可能有一点局限。

从这个简单的框架里来观察儒生政治，我认为可以有这么几点：

一是汉武帝时期已经开始抬高儒生地位。在我看来，董仲舒的作用其实并没有公孙弘（西汉丞相）大。儒生政治机制的形成在汉初就初见端倪，叔孙通（西汉待诏博士）最早的影响很有限的，只是制定了礼仪。后来经董仲舒和公孙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形成真正的阶层势力需要更长的时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史记》中是无从考证的，直到《汉书》中才被记载。我认为这有些类似于古史辨那般层层累积，随着历史朝着董仲舒理论的发展方向演进，他的观点逐渐为后代重视，以至于当代人认为儒生政治理论到董仲舒时期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西汉儒生真正介入政治，一定是在汉武帝后期以后。汉宣帝得以行王霸之道，正是说明儒生政治已成气候，以至于皇帝需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同时也说明了儒生还没能进入到左右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仍然需要和外戚联合。这可能与汉宣帝起势于民间、未能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有关。我比较赞同王葆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的观点，即汉宣帝之后，至元、成、哀时，儒生在国家政权中发挥支配地位，此时西汉真正形成儒家政治。因此，到了西汉后期，汉宣帝的王霸平衡逐渐被打破。各种祭祀、宗庙等制度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直到演变到要建立纯粹的儒家理想国。

总之，我认为这个过程是逐渐形成、愈演愈烈的。

界面文化：在你的描述中，王莽仿佛和每一方势力都保持着忽远忽近的距离。你如何理解王莽权力倾向的阶段变化？

张向荣：以往常见的叙述把王莽的权力欲夸张得太厉害，拔高他对西汉政权的夺取，把他描述成一个处心积虑、多年如一日、具有极强作伪能力的人，甚至庸俗化为一个“成功人士”，一个深谙上位之道，精通权术的胜利者。事实上，在我看来，王莽是一步步逐渐靠近权力中心的，他的野心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

王莽权力的阶段变化是比较明显的。最开始，他只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外戚，有一定理想。尽管地位边缘，但仍然是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他可能在一开始没有过大的野心，只是在家乡环境中树立人设并累计人气和支持。因为王莽的父亲早逝，没有被封侯，所以他这一支是王氏家族里最弱的。父兄都去世得比较早，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成长环境对王莽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他个人的努力，恐怕各方势力都不会看见他，也就是你说的与各方势力都保持距离。而王莽意图“打扮”成儒生的角色，可能是周围家庭环境的影响，这包含家人的期许和他自身争取出人头地的希冀等。有一个细节是在汉哀帝即位后，王莽被免去大司马一职。返回长安后，他曾想托关系担任太常职位，太常是九卿，位不及大司马，只是普通的高级官员。这应该能说明，在汉哀帝时期王莽仍然没有称帝的野心。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