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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怎么读_懿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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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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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商务印书馆，2011年 8月）两篇读《宋书》的笔记，分别在第十六册和第十七册。
1974年初，钱锺书先生大病一场。这年3月写信给王岷源说：“一月杪，弟喘疾复发，几至危殆，赴三院急救，输氧四时许，得以昭苏，殗殢床褥，迄今未起，且波及心脏，不能步武。”《王伯祥日记》1974年2月7日记道：“乔象锺见过，谈本所近况，并及默存移居师大后患病状，至为系驰”；3月8日又记：“于维洛来访，并言默存患喘甚重”。
病尚未愈，钱先生即把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遮眼，握简作札，聊以荡意平心。初读《柳河东集》，札录两叶；再读据殿本排印的《宋书》，用蓝油笔札录二十六叶，稍后以红油笔增订——印本之色深者。钱先生没有标志版本，看《陶潜传》识语“殿本传末有万承苍按语”云云可知。这是收入《中文笔记》第十六册的第一次读《宋书》的笔记。
1974年春钱先生病中读上海中华书局本《宋书》笔记
一书到手，钱先生一壁浏览，一壁批识。毕，先将所批识的过录到已刊行或已疏记的纸的空白处，再作日札（如《起居注》《湘日乘》《旅滇日记》《鱼眼鼠须录》《且住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秽乘》等），后作摘记。亦有摘录较详，在心血里沉浸滋养，待记多见熟时作日札。同时所作的日札和摘记不重复。不是每书必作日札，不是每书必作摘记。泛览多而摘记少，摘记多而日札少，日札多而《管锥编》少，《管锥编》多而《七缀集》少。日札也有随手批识书上者。如《全金诗》，钱先生四十二岁曾手批一过，仅摘记三行于笔记本上；十年后重温，札录九叶，又据之作大篇日札。日札以毛笔书于佳笺，装订成册，题以嘉名，铨以卷次。这里当然是论个大概。钱先生的摘记和日札很多，毁弃的没准儿比留存的还多。
钱先生大病未起即率尔操觚，故书不成字，不仅字迹歪歪扭扭，且误笔甚多。
《后妃列传》之“抚存悼亡”，钱先生始作“抚存抚存”，再作“抚存抚存悼亡”，复涂“抚存悼亡”作“悼亡”，末重书“亡”字。
《刘穆之传》初作“不入不入当出”，改作“不出当入，不入当出”。《索虏列传》“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云云本已摘记，旋即又补录于同处。
《明帝本纪》：“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钱先生笔记于“戮”字后着省略号，数日后识以“《魏书·岛夷刘裕传》：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不识此正《宋书》原有而为删略，固不烦假道于《魏书》也。《管锥编》第972页沿之，并误“千”为“十”。笔记初亦作“千”，不识何以臆改。钱先生心力剧减，致此愦愦，殊堪惋恨。八年后重札《宋书》，亦录此节，字不讹，句不删，而《管锥编》之误如故。
那时钱先生正在撰写《管锥编》，笔记摘抄的不少内容后来都可在《管锥编》中找到。如《管锥编》第125页引《江湛传》“可与饮”云云；第322页引《前废帝本纪》“那得生如此宁馨儿”；第375页引《恩倖列传》“纷惑床笫”；第784页引《范晔传》“无鬼论”云云；第823页引《吴喜传》“处遇料理”；第994页引《王僧达传》《颜竣传》“主挟今情，臣追昔欵”云云；第1011页引《隐逸列传》“我醉欲眠卿可去”；第1278页引《范晔传》“精微有思致”；第1545页引《宗室列传》“寄奴于道怜”，笔记中都有摘抄。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管锥编增订》出版后，钱先生重阅正史，用的是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笔记本题名“史碎”。此番所作《宋书》笔记，钱先生用了李建侯的“倒写法”，最后读的最先抄——始以《二凶列传》，终于《武帝本纪上》。这是收入《中文笔记》第十七册的第二次读《宋书》的笔记，此次笔记和前一次笔记多有重复，如《武帝本纪》之“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这段又见札于《南史》笔记（当作于1978年），而且有不少已经写入《管锥编》。如《王玄谟传》之“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已入《管锥编》第143页；《管锥编》第271页已录《王镇恶传》之“弃船登岸，唯宜战”云云，今又详摘细记。《后妃列传》之“宋世诸主，莫不严妬，太宗每疾之，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妇记》”，已两见《管锥编》第658、1324页，而同见于两次笔记。
钱先生笔记冗复之病
重览《宋书》，有可以补充《管锥编》的内容，钱先生先径直录于《管锥编》书眉，后成《管锥编增订之二》，与《增订之一》合成《管锥编》第五册。《管锥编》第五册中第137引《周朗传》“上书”云云；第182页引《五行志》“黄眚黄祥”；第184页引《武帝本纪》“兵贵神速”云云；第202页引《五行志》“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第238页引《王僧达传》“有待难供”云云；第248页引《孝武十四王列传》悼殷淑仪赋，都是这次重读的收获。
早“弋获”于前番笔记中，钱先生当时疏忽，后并忘忽，此类多有。如第152页《索虏列传》“诛清河、杀万民”云云；第157页《吴喜传》“非忘其功，不得已耳”云云（末句宜作“势不获已耳”）。
1982年春钱先生忙中读北京中华书局本《宋书》笔记
二
钱先生1978年9月在意大利演讲《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曾说：“最近出版的《二十四史》——其中至少有六七种可说是叙事文学的大经典——也是校勘学的巨大成就，从此我们的‘正史’有较可信赖的本子了。”前四史外，《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钱先生心中的“大经典”。
197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宋书》点校排印本，王仲荦校点。钱先生于《毛脩之传》眉标举张熷《读史举正》语，《王华传》方括号节钞“每，贪也”云云，即出自王仲荦校记（郝懿行《宋琐语》已得其解，钱先生笔记早摘之）。《宗室列传》“长沙景王道怜”补识“当作‘邻’，颜氏《匡谬正俗》已言之”，亦取自校记。
钱先生在肯定“中华本新式标点、分节甚便”的同时，也指出整理本偶“于古书有格碍者”（《魏书》笔记眉识）；在读《宋书》笔记中，偶尔也顺带指出标点失误。
《明帝本纪》：“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钱眉批：“中华本标点作：‘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大误。不知‘正御’‘副御’‘次副’三者各为一类。”另也有人作文举正，这次中华书局新出点校修订本已改正。
《郑鲜之传》：“刘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钱眉批：“标点作：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按‘无复’云云亦刘毅语，当在引号内。”此处修订本照旧，或许因未知钱先生的批改。
《顾觊之传》原作：“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钱先生云：“当作：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此处新版也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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