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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愿)-舒远的全部小说

王安石,笑话,东坡(庶愿)-舒远的全部小说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也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拊掌录》）

这一条中可以看见当时士大夫对《字说》的较为直接的批评。除了《字说》，后世笑话书中还收录了不少当时人对于王安石的知识和文学上的批评，例如下面两个笑话：

王安石向苏东坡言：“扬子云大贤，其仕王莽，校书投阁之事，必后人所诬枉，《剧秦美新》，亦好事者所为。”东坡说：“正是，我也有些疑心，只怕汉朝原没个扬子云。”赞曰：世之好辩者，说的天方地圆，无有了期，东坡犹是戏言。有说文中子隋朝无此人者，使人心中恍惚，恐宋朝亦没个王安石也。（《笑赞》）

梁王籍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鸟不鸣山更幽。山谷笑曰：此点金成铁手也。（《点金成铁》，《古今谭概》苦海部）

在前一则故事中，王安石对苏东坡谈论杨雄，表示以杨雄的才能，不该晚节不保投靠王莽，恐怕这些事情都是诬陷之作。这表现出王安石大胆质疑，不满足于成说的个。但是他的假设太大胆，缺少依据。苏东坡没有直接反驳他，而是使用了归谬法，直接丢出了一个“杨雄否定论”的炸弹——说不定杨雄也不存在呢？用这种方式，苏东坡暗示出他自己的观点：怀疑应当以合理的依据为基础，否则不论怎样怀疑，都是可以的了。这则故事写出了王安石的大胆，也写出了苏东坡的幽默。

在这些对王安石的学问和文学略有调侃的笑话里，苏东坡似乎总是王安石的冤家对头。有的故事里，另一位主角可能并不是苏东坡，可是流传着流传着，就又变成了苏东坡了——人们喜欢看苏东坡抬王安石的杠。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两人在学术和文学上具有相当的地位，还因为两人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的立场。

关于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和新党，有一些意见和立场更为直接的政治笑话。苏东坡也在里面偶尔闪现。但苏东坡是否真的因为政治的原因对王安石个人表现出敌意，这其实颇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笑话中的新法与新党

东坡一日会客，坐客举令欲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人云：刘宽婢羮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盖­指荆公父子也。（《山中一夕话》）

这个卦名令，见载于宋代《酒谱》。用两个卦名来概述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故事”。酒令中的“大有”“同人”“既济”“未济”“家人”“小过”“大畜”“小畜”都是《易经》中的卦名。前面的笑话里，苏东坡通常会和王安石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气氛轻松愉快，但这一则里，言辞与情绪都非常激烈。这件事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源头，是宋代一部已经散佚的笔记《唾玉集》。但是，以苏东坡的气度，即使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也不像是一个会随便诅咒王安石被斩首的人。更关键的是，历史上的牛僧孺并没有被斩，如果这样行酒令，就不符合“故事”的要求了。所以即便真有此事，酒令中的“先斩”“后斩”也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窜入的。至于用牛僧孺父子来比附王安石父子，更可能是事件记录者自己的添油加醋——唐代的牛僧孺也是一名改革家，其身份角色确实与王安石有一些相似。

因为这则笑话事实上损害了苏东坡的形象，导致前人也有不少认为这则事迹是不可信的。如王世贞编次《调谑编》，记述苏轼妙语，就未收录此条。明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三引述了这则笑话，之后说：“……盖因牛字起见也。而说者附会苏为荆公父子而发，倘荆公闻之，岂不切齿？……世间仇隙，皆恶口造言者所巧构也。”推断此则必为好事者挑拨构陷而成。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谈论此令，也批评说“太露”。笔记小说借东坡之名而写作、托东坡之事而流传的极多。这条笑话在明代以后的笑话集里很少出现，恐怕不仅因为它可信度不高，也和其中“先斩大畜，后斩小畜”的刻薄言论难以为读者接受有关。

不过，王安石毕竟是在北宋引起了政治风云的人物，因此，流传的笑话里，还是有不少针对他的新法和新党的讽刺，比如下面这些：

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王问：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预求墓志，俟而刻之也。又王雱，有张安国被发借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某愿托生为公嗣。”京师嘲曰：“程师孟生求速，张安国愿托生。”（《山中一夕话》）

王荆公为相，每生日，朝士献诗为寿。光禄卿巩申不闲书，以大笼贮雀鸽，搢笏开笼，毎一鸽一雀，叩齿祝之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有边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献者，时嘲之曰：虞侯为夫人割股，大卿与丞相放生。（《割股放生》，《古今谭概》容悦部）

这两则都是讽刺当时人阿谀奉承王安石的丑态。前一则程、张事见载于《涑水记闻》，《割股放生》的故事本自《东轩笔录》。从《宋史》中程师孟的传记看来，他并不是没有治理的才能，似乎不该逢迎拍马到这种地步。但是司马光记录说这件事是从苏兖处听说，可能当时确有这样的传闻。

笑话中还有一些当时士大夫因为新法而与王安石抬杠的场景，例如下面这些：

王荆公初参政，视庙堂如无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简公同参知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公默然。（《不读书》，《古今谭概》塞语部）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一人献策曰：决梁山湖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适在坐，徐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湖则可容矣。介甫笑而止。（《贡父戏嘲决湖》，《山中一夕话》）

王荆公罢相，出镇金陵。时飞蝗自北而南，江东诸郡皆有之。百官饯王于城外，刘贡父后至，追之不及，见其行榻上有一书屏，因书一绝以寄之云：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蝗虫感德》，《古今谭概》微词部）

这些段子都可以找到宋代的文献出处。《不读书》出自《邵氏闻见后录》，《贡父戏嘲决湖》出自《涑水纪闻》，《蝗虫感德》出自《诗林广记》。这些故事在明代的流行，意味着在明代一般士人中间，对王安石新法的评价普遍是不高的。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受到了非常多士大夫的反对，但是他始终坚持将新法推行下去，这就导致外界认为王安石的情中有执拗和不肯变通的一面，因此王安石笑话也经常强调他偏狭的格，例如下面这一则：

荆公宅乃谢安所居地，有谢公墩。公赋诗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人谓与人争地界。荆公在朝，日与人争新法，既罢争墩，亦其也。（《古今谭概》苦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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