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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典-竹耳典故
都督,武昌起义,总统朱尔典-竹耳典故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以后见者之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赴欧洲游说接洽之行的成效，自然可以利用各种记载进行客观的评估。无庸讳言，此行并未取得什么实质的外交成果。然而，在中国革命形势和未来政治走向不明朗之时，政治人物的出牌未必只打实牌，利用虚张声势来保留底牌的神秘，恰也是政治运作的一种重要规则。在民军方面，孙中山归国可能带来的政治资本是巨大的鼓舞力量，而在袁世凯一方，则又可以成为向清皇室施压的力量，至于孙中山在海外的实际活动状况或许反而容易为当时各政治势力所忽略。
三、革命领袖与总统人选
辛亥革命后新政权组织的建制，归根结底还是在推翻帝制之后如何建立一个以民权为基础的共和体制。不过，在共和肇始的初级阶段，与从帝制到共和的体制和观念的巨变不同，权力的角逐仍成为新政权的常态：在各省表现为军都督、各部门的人事安排，在民军筹划组织的"中央"方面则表现为总统职位的竞逐。
"总统"在清末曾译为伯理玺天德（音译）、大统领（日文转译）。关于"总统"概念与人选问题，在孙中山的清末革命生涯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1900年孙中山致函刘学询，希望由平山周面托刘学询主持国内革命大局，"先立一暂时，以权理政务。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推举刘学询的事，或为权宜之计。因平山周奉令回国，未能赴上海将此函交付刘学询，此事不了了之。
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以"总统"（The President）名义，发行中国革命军债券，债券面值一百元，上印"一九〇六年元月一日总统孙文"，下刊白日徽章，两面分别为英文与法文，语意相同。当时清朝官方的探报，则将署名译为"伯理玺天德孙汶"。这应当是孙中山在辛亥前明确自称"总统"的例证。
不过，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于1907年6月评估中国政局时，并不看好孙中山在未来革命政权中的地位。巴思德判断称："即使满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会被请来当中国的领导人"。原因在于孙中山长年不在国内从事革命行动，逃避风险。岂料在四年之后，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威望不降反升，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各方讨论中华民国总统的重要人选之一。
1911年10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致电外交部，针对中国局势的变化，认为清朝统治者似乎不可能妥协，而民军方面又"没有任何一位起义领导人被看成是整个革命党的代表"。换而言之，就是说民军方面群龙无首，缺乏一位具有旗帜的革命领袖。
巧合的是，10月30日，就在朱尔典认为武昌起义领导人缺乏革命党代表的第二天，湖北军方面便刊发《中华民国公报》，将孙中山冠名为中华民国总统，且以此名义发布革命布告。这或许也是蔡廷干赴武汉时，想要了解孙中山与这场革命运动关系的原因。
孙中山后来称，获闻武昌革命的消息后，"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这种自述或许很容易被解读为自夸之词。事实上，孙中山当时虽不在国内，却成为海内外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和中国政局走向难以回避的政治人物。
梳理辛亥革命时期的各方舆论，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代表沪上立宪派的《时事新报》馆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开始博采各方舆论，编辑出版《中国革命记》，后共出30册。出版于辛亥九月的第1册，在"传记"栏专门介绍"孙文"其人，不仅刊布孙中山的照片，而且对孙中山革命履历进行了评述，尤其是突出他最早倡行革命之功绩，以及在日本与黄兴等留学生组建"中国革命大团体"（即中国同盟会），共谋推倒清，最后总结称："今日革命军突起，数旬之间，天下响应，共和政体不久将成立，则孙文之功固伟矣。"同册的"文牒"栏，还转载了《中华民国公报》上的《中华革命军总统檄告天下文》与《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檄告天下文》两份檄文，只是没有像《中华民国公报》那样直揭孙中山之名，而是以"□"代替。这可能也有虚位以待之意。
10月29日，黎元洪在给袁世凯的信中称："今亿兆同心，共谋'共和立宪'之福胤，自主将以至下士，勇往无前，皆有牺牲一切，惟求公众乐利之决心，绝无有人怀卑鄙自便之见，借大众之热血，以耀少数之虚名，谋少数之利益"。"诚以吾国方有万一生之危运，共和不成，必致瓜分"，若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这似乎为首次提出以袁世凯为总统人选。
随着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立军，推选都督人选，确有各自为政的情形。由此而衍生的两个问题：（1）如何组成一个"中央";(2）如何推选一位领袖。这两个问题也构成各省军权力竞逐的关键，尤以湖北、江浙两方的竞争较为突出。据上海《申报》馆所编《中国光复史》称，11月7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从对外交涉和获得各国承认为交战团体的考虑，认为各省不宜"分建"，倡议"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据此，则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为首倡独立各省组织。因当时通信不便，加之鄂、沪之间电报一度中断，其他省获知该电的时间及响应，都较为滞后。无独有偶，11月11日，在上海的赵凤昌等人也酝酿推动组建"临时"，作为独立各省的统一机关。
此外，11月11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一度宣告山东独立，照会英国驻威海卫办事大臣称"业已将山东省建设临时"，自署"总统"之衔，用黄帝纪年，但又在照会上加盖"山东巡抚"关防。同时还以"总统"之名电饬烟台军政分府保守治安。这颇令英方疑虑。
组建临时与推选临时总统为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针对各地纷纷组建临时的提议（关于组建临时的方案及分歧，另文详论），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主张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称"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舍伊莫属"。程德全推举孙中山的倡议，或兼有削弱湖北方面与挟孙自重之意。
11月15日，《申报》评论称"近日光复省分渐多，各处纷纷宣告独立，若不组织统一机关，不独对内易冲突，亦恐对外无主归，黎都督议设通电原文已载昨报"。后来探得江西民军方面情形称："现因大局已定，适接武昌黎都督来电，有组织之议，当即公同会议，拟以武汉为华盛顿，即于其地先行组织临时，推黎元洪为临时总统，已经决议，电覆鄂军核议矣。"这似是首次公开拟议黎元洪为总统之说。
在总统人选的讨论期间，孙中山从海外致电上海《民立报》馆，表达对民国总统人选的态度。他称："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电文内容无疑摆出"天下为公"的政治姿态，也表现出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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