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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火红，也是楚人最爱的颜色。日出东方，火色赤红。楚国有拜日的习俗，因此尚赤、尚东、尚左，楚墓中也有大量赤色的陪葬品。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在史载中有一个细节，“项王、项伯东向坐”，而刘邦起义之初，也自称为“赤帝之子”。

图片｜马王堆汉墓中的漆鼎 · 摄图网 ©

楚国八百年的辉煌灿烂，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实际上，早在楚文化之前，距今四五千年前，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于洞庭湖区的今安乡、南县、华容、沅江、湘阴、汨罗等县市。

考古学界认为，殷商时期先楚文化中，长江以南的土著部族三苗、虎方等也在洞庭湖留下足迹，他们最终汇成了楚文化。

图片｜沅江，属洞庭湖水系 · 摄图网 ©

洞庭湖是楚人在长江以南的稳定后方。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南巡，特意到洞庭湖一游。当时的交通工具难以渡过宽阔浩渺的洞庭湖，秦始皇遇风浪而“几不得渡”，回到关中后，他气得命令三千刑徒伐尽洞庭湖畔的树木，使山岭赤裸，呈一片赤红。洞庭湖滩的开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图片｜洞庭湖 · 图虫创意 ©

历史上，洞庭湖的开发与三次“衣冠南渡”息息相关。西晋永嘉南渡，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洞庭湖区成为容纳华夏衣冠、侨立州郡最多的地区之一。侨立州郡县，是东晋南朝时为了接纳南渡士民，在长江南北设置的州郡县，一般沿用北方地名，如洞庭湖北设有南义阳郡、南河东郡。

在此之后，多次移民浪潮涌向洞庭湖，安史之乱中，两京士民逃亡，也纷纷前往荆湘，遂使洞庭湖区居民“十倍其初”。除了南迁，在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中，洞庭湖也是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图片｜洞庭湖 · 图虫创意 ©

洞庭湖也迎接着历代遭贬的官员与失意的文人，从屈原到李白、孟浩然，再到黄庭坚、张孝祥，都曾在洞庭留下足迹。

流寓洞庭湖的诗圣杜甫，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病逝于湘江的一艘小船上。他晚年来到洞庭湖，登上岳阳楼，在诗中慨叹：“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图片｜杜甫草堂杜甫雕像，以杜甫晚年漂泊湖湘，居于扁舟为蓝本，塑造杜甫跪坐船头，抚卷愁思的形象 · 邓贽嘉 ©

与人口南渡、经济重心南移相伴而来的，却是大规模围垦的现象。南渡的民众带来了大批劳动力与先进的农业技术。于是，“封略山湖”、“抢占田土”的活动不断发生，南迁人口围垦洞庭湖滩，开辟大量的荒地与湖田。洞庭湖区盛产稻米，逐渐成为天下粮仓，人进水退，也留下深深的隐患。

03.湖广熟，天下足

洞庭湖之富足，是稻米流脂的雪白。

早在文明诞生之初，洞庭湖就是传统农业的发祥地。其西岸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炭化稻谷遗存，经碳十四检测，距今7000-8000年，比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还早了一二千年。这些水稻与现代水稻的生物学状已十分接近，证明了洞庭湖区是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图片｜湖南当地的养虾基地 · 摄图网 ©

洞庭湖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养育了历代中华儿女。明代中后期，民间已经流传“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洞庭湖地区取代太湖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出产地，而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太湖地区，反而由粮仓变成了粮食需求地。

清雍正年间，名臣鄂尔泰在奏折中说：“湖广诸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流通之故。”这是说，湖南、湖北的粮食，养活了东南各省。

图片｜洞庭湖 · 图虫创意 ©

一直延续到当代，洞庭湖区的粮食总产量依旧占湖南全省的1/4，而水产品产量占全省的一半，堪称“鱼米之乡”。

洞庭湖产鱼，在先秦时就已闻名天下。《吕氏春秋》写道：“鱼之美者，洞庭之鳟。“当时的权贵，皆以食湖湘之鱼为幸事。司马迁、班固写到洞庭湖时，都说此地“饭稻羹鱼”，虽然没有千金之家，但也没有饥馑之患。

图片｜洞庭湖的鱼 · 图虫创意 ©

青、草、鲤、鳊等淡水鱼种，常在明清洞庭湖区各县县志中提及，东、南洞庭湖产的上等银鱼，更是当时的贡品。湖边的鱼市星罗棋布，如华容、巴陵（岳阳）等地，每当旺季，渔舟鳞次栉比，纵横如图画，各地商人为了肥美硕大的洞庭湖鱼纷至沓来。

图片｜银鱼，是明清时洞庭湖上贡朝廷的珍品 · 摄图网 ©

洞庭湖滩地的垦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历朝历代的太平盛世，都有洞庭湖的功劳，但也正是如此，洞庭湖做出了莫大的牺牲，随着围湖造田活动的加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4.拯救大湖洞庭

洞庭湖之伤痛，是湖水退去的苍黄。

有人说，弯曲细长的洞庭湖在地图上更像一条河流，其背后恰恰是一段湖水消亡的痛史。

图片｜洞庭湖 · 图虫创意 ©

洞庭湖是重要的调蓄湖泊，使长江无数次洪患化险为夷。明清时期，洞庭湖湖面扩涨却突然进入盛期。这种表面的“繁荣”，是江湖关系由自然演变转为人为因素主导的现象。

明嘉靖之后，统治者采取了“舍南救北”的错误方针，长江之北分流的穴口尽堵，留下南岸的太平、调弦二河与洞庭湖相通。这样的消极治水，导致江湖蓄洪关系发生剧变，长江大量水沙只能向南倾注，排入洞庭湖，一遇洪水，湖区泛涨，湖水泛滥。到19世纪中叶，每到洪水时期，洞庭湖水域面积逾6000平方公里，重回历史巅峰，为现在的2倍多。

图片｜洞庭湖航道 · 图虫创意 ©

这种人为干预的治水方针，反而让洞庭湖迅速地由盛转衰。在清代名臣陶澍等编成《洞庭湖志》的27年后，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二河相继溃口，与太平、调弦形成四口分流入湖的局面。洞庭湖进入有史以来演变最剧烈的阶段。

四口自北向南奔流，打乱了原有的水系格局，大量泥沙倾积于湖内，加速了江湖洲滩的发育和泥沙的淤塞。起初，人们为洲滩发育形成的肥沃土地而欣喜，疯狂地围湖造田、与水争地，丝毫不顾泥沙淤积日趋严重，湖泊面积日益缩小的危机。同时，无节制的渔业捕捞、过度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也使湖区水质污染严重。

图片｜岳阳城陵矶，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 · 图虫创意 ©

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断向水面要粮的错误发展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上世纪70年代，为了发展造纸、木材等经济产业,欧美黑杨被引入洞庭湖区，并大面积种植。截至2016年底，仅西洞庭湖保护区的核心区，种植面积就有5万余亩。然而，欧美黑杨外号“湿地抽水机”,大规模种植会加速湿地的旱化，改变湿地土壤结构，导致“树下不长草，树上不落鸟”。

因此，在人为干预下，洞庭湖从19世纪初的6000平方公里，缩减到清末的5400平方公里，再到建国前夕缩减至4350平方公里，如今，湖面面积仅为2600平方公里左右。近现代以来，洞庭湖萎缩之快，为全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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