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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思竭虑(殚思竭虑的意思)

徽州,长崎,文书殚思竭虑(殚思竭虑的意思)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张印刷品右上长框中写着“纸皂代差”，左边下部画着一个头戴暖帽的清代差役，右手举着“专催欠户”之牌，左手则提着一长串绳索或镣铐，其上有“不用酒饭，专催玩户，如再抗延，签拿究比”的字样。如此形象，意思是对当事的欠户先礼后兵。“不用酒饭”，当然是相较于真实差役下乡而言。右边纸皂上的正文，则密密麻麻地写着官府的催缴通知。此“纸皂代差”文书，上面写有真实的姓名，并钤有官印，应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实物。

清代官府执法中的“纸皂代差”，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它希望小事由乡族调处，大者才用“纸皂代差”，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差役扰民，而且对于违法者也是先礼后兵的一种警告。从其初衷来看，这是一种便民措施，也通常被视为为官一方的德政。不过，一方面，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涉嫌违法者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循规蹈矩的“良民”固然不少，但钻山打洞之“刁民”想来亦不乏其人。因此，无论是“纸皂代差”还是“木皂代隶”，其实际效果仍然不理想。而在另一方面，差役总在想方设法寻找扰民的机会。根据理想设计，以纸皂自拘，两造至，直接由官员判定是非曲直，而不假手于吏役。不过，原告与被告常常视如水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势必会引发争执。在这种背景下，原告很可能就会勾结吏役，撕衣毁票，将事情闹大，以激怒官府，从而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这就为吏役的正式介入，创造了充分而有利的条件。看来，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虽然看似完美，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却颇为复杂。

四

频繁的商业活动与社会流动，使得徽州形成了大批契约文书。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前者是指甘肃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多语种古写本及少量印本，这些原始资料多达5万件以上，目前除了国内之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亦多有收藏。而徽州文书则是指皖南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资料，年代从南宋迄至1949年前后。抗战结束后，著名学者方豪首度在南京购得少量珍稀的徽州文书。而在1956—1958年间，在收藏家郑振铎的影响下，徽州文书在皖南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徽州文书遂再度大规模发现，此种新发现迄今仍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总数已高达100万件（册）。这些资料除了海外的少量遗存外，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公藏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以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为史料基础的“敦煌学”和“徽学”相互接续，成为20世纪新兴的两门学问。目前所知，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大概非许承尧莫属。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成了徽州亮丽的名片，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一文中，笔者指出：对于徽州文书的认识，目前在历史学界，仍有一些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在他们的印象中，徽州文书不过只是一些土地契约，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皆是通过市场买卖辗转而来，缺乏系统的脉络，从而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其实，此一臆断，完全是不了解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之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现状，他们的错觉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事实上，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以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虽然说在最近数十年，各地的民间文书层出迭现，但可以断言，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质量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就像黄忠鑫在歙县廿五都飞地找到的那批文献一样，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有相当多皆有着很好的系统脉络。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与其他区域不同，丰富的传世文献，使得徽州有着极好的“史料环境”，任何一种文书的新发现，往往很快就能在整体史料环境中寻找到相应的坐标，从而发挥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因此，与其凭恃臆见，对现有的文书史料多所责难，还不如面对客观现实，清楚地了解作为历史学者的擅长与局限。在我看来，通过实地考察是为了增加感认识，于传疑传信之间发现富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真正读懂手头的民间历史文献，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五

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山限水隔”，地理上颇为闭塞。但随着徽商的无远弗届，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之转输，人群互动、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犹如精美的徽派老房子，高墙深屋虽然幽暗，但厅堂前的一方天地，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四水归堂”中精心呵护的盆栽，也在此天地交接间自由地呼吸吐纳，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明清时代，无数徽人志欲经商，远谋财利，他们自新安江东下，风帆快利，几经辗转进入长江三角洲。从那里开始，逐渐汇入浩瀚的东海，驰骋于东亚世界。而30多年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也是以“徽学”为起点，逐渐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

迄今所见，反映长崎贸易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徽商汪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作于长崎唐馆的《袖海编》，不仅为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通史——翁广平《吾妻镜补》所频繁征引，而且还先后被收入《昭代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至19世纪中叶，该书又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所获，为此，茨韦特科夫著有俄文译本《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此外，1941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亦将《袖海编》一书翻译成日文，并附有日文简介及注释，在东京出版。这些不同的文本，若影与月俱、香随风送，于长天远水之间遥遥相映，成了海内外了解18世纪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的经典之作。

16世纪以还，徽州墨商的营销网络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除了徽墨商品输入日本之外，江户时代还有中日制墨技术的频繁互动，这是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墨商松井元泰，从其父亲一辈开始，就认真钻研中国的制墨方法。元文四年（公元1739年，清乾隆四年），经过官方的特许，松井元泰曾亲自前往当时的“锁国之窗”——长崎，会见了从事中日贸易的数名清朝商人，对中国墨详加探究。他还通过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与在苏州一带经商的曹素功以及詹姓婺源墨商有过交流。宽保二年（公元1742年，清乾隆七年），松井元泰刊行了《古梅园墨谱》，此一墨谱，显然是模仿明代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等，其中，就特别记录了徽墨的图式。透过《古梅园墨谱》等域外文献，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

1997年，作为复旦大学派遣的校际交流学者，我首度赴日本访问。其间，于内阁文库出版的史籍丛刊中，找到了一份《唐土门簿》抄件，收入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幕府官员宫崎成身的《视听草》中。宫崎成身的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此书是宫崎成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辑而成的一部海外文献资料集。《唐土门簿》之前的一份资料，题作“兰妇（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刊本）”，“兰妇”是指一位荷兰商人的妻子，“文政十二年”相当于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闭关政策，长崎是唯一“锁国之窗”，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前来日本贸易，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据此推测，《唐土门簿》应是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携带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从《唐土门簿》中填写的人名、地名和店名来看，这些商人从事的行当主要涉及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麻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由此可见，开设于苏州街衢巷陌间的店铺，以经营布匹、食糖和药品为数最多，这些，都与清代苏州与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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