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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思竭虑(殚思竭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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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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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高柜台》。王振忠供图

自1996年起，我先后出版过《斜晖脉脉水悠悠》《日出而作》和《山里山外》三部随笔文集。其中的第二部，主要文章源自1998年以后在《读书》月刊上开设的“日出而作”专栏，再加上同时期发表于《万象》《寻根》等杂志上的学术随笔。

此次结集的小书，取名为“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诚如副标题“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所示，其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关明清时代江南社会的文化现象，二是对域外世界的状摹与追寻。

徽州地处黄山白岳之间，“黄山白岳”也就代指皖南的徽州，这是我最近三十多年长期关注的区域之一。在书中，我首先勾勒出晚明人文地理书写的复兴轨迹，并聚焦于皖浙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追寻历史劫难之流传，发掘年湮代远的相关记忆，聆听黄山钟鸣的世纪回响，关注波流披靡之中的苦乐异景，剖析“徽州朝奉”在江南诸多传奇之递嬗演化，感叹晚近庚子洪灾中的风雨沧桑……

一

整整30年前，谭其骧先生就在《复旦学报》上撰文，呼吁应加强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人“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禹贡》，而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不过，汉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视了人文地理的记述，有关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东鳞西爪，这种情况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对此，谭先生特别指出，在明代，丘浚的《大学衍义补》、章潢的《图书编》、谢肇淛的《五杂组》以及王士的《广志绎》，都是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论著。在他的倡议下，上述诸书都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有的还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论著。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松窗梦语》中最为系统、最具价值的是《商贾纪》。在我看来，《商贾纪》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行文措辞皆是在刻意模仿《史记·货殖列传》。事实上，在明代，《货殖列传》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一些徽商甚至是将《货殖列传》当成必读的教科书，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从商经验。在写法上，《史记·货殖列传》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各区域的经济特点及其相互联系，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区域间差异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因素。而《商贾纪》也注重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和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与研究，将经济与文化、风俗诸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另外，张瀚（1510年—1593年）的《松窗梦语》作于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王士（1546年—1598年）的《广志绎》自序于万历丁酉，即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而谢肇淛（1567年—1624年）的《五杂组》则出版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无论是作者之生活时代还是著作的成书年代，皆以张瀚的《松窗梦语》为时最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贾纪》对人文地理现象的系统描述，标志着《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相关传统在明代的全面复兴。

二

在明清经济史和人文地理研究方面，徽商及徽州风俗历来是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问题。张瀚在《商贾纪》就指出：“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飞尘降天，赭汗如雨。懁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揳筝琴，长袂利屣，争妍而取容……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休宁和歙县是徽州府最为重要的两个县，也是商业发展最早的两个县。万历《歙志》的编纂者谢陛，就曾仔细研读过《史记·货殖列传》，他将歙县的现实与之相对照，在方志中单列《货殖传》一篇，详细分析了两者的不同。其中的不少资料，后为顾炎武和黄宾虹等人所沿用。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行当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族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胡人”及回族商人，显然亦顺理成章。

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茅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此处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为不少人须臾不可或缺。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进而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传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三

在明代，歙、休因其富名在外，故二县的赋役负担即使在徽州也是首屈一指。

在传统时代，吏役是行政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角色。举凡赋税催征、拘拿疑犯，皆需吏役。正因为吏役的重要，在许多场合，吏役窟穴其间，上下其手。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特别是这些吏役下乡，往往剥肤吸髓，破人身家，酿成了无数人间惨剧。“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反映的就是无比残酷的事实。

有鉴于此，在明清时代，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殚思竭虑地采取各种措施，力图限制吏役的职权。在清代，县级行政运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征收钱粮中的自封投柜，以及滚单、纸皂之例。所谓自封投柜，是指清初为了严防不法官员滥用职权，随意多征或重复收税而采取的措施。此后，各州县经征各项钱粮，均设立一银柜，加钤司、府印信，民户交纳之银钱，皆自行投入柜中，吏役人等皆不得假手其间。此外，纸皂、木皂催科亦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徽州文书中，目前发现有不只一件的“纸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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