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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达利欧《原则2》: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
中国,达利,国家读达利欧《原则2》: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透过对过去100年的研究,达利欧预测,与今天相比,未来1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10%-15%,人均产出将增长20%左右,人均财富将增长30%,平均寿命将延长7.5%。
达利欧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基于回溯测试,对一个国家未来10年的年均增长率,在59%的情况下预测值与实际增长率的差距在1个百分点以内,在90%的情况下差距在2个百分点以内,与增长率的相关性为81%。
这就是达利欧的研究值得关注的原因,首先,研究不是“拍脑袋”,而是基于一套完整的逻辑、事实和数据;其次,回测表明估测的价值很高。
《原则2》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内容。
达利欧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桥水中国合作伙伴”,1995年把11岁的儿子麦修送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书。2018年桥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
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多元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它不仅向金融投资者开放,而且在以一种创新形式改革金融市场。中国这个市场具备足够的流动性、深度和广度。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投资中国。”
在关于中国的部分中,达利欧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大周期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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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主要经济体在过去500年相对实力的变化
他将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76年,奠基阶段;
1978-2008年,第二阶段,透过改革开放赢得实力,同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
2008年至今,第三阶段,巩固之前的成就,推动中国前进,以在2049年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目标是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左右,并让经济增长的好处得到广泛分享。与此同时,中美冲突日益凸显,全球化走向终结。
达利欧指出,1978年至2008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是:
1、世界仍处于大周期里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广泛被接受的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务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应当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因国籍受歧视;淡化民族主义,重视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市场经济。
2、改革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资,成为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储蓄国。
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达利欧写道:“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改革政策,旨在开放市场和经济,管控债务增长,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支持创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特别是那些中国希望领先世界的产业),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由高度完善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发展未来科技和工业潜能,扩大经济效益,使其惠及最落后的群体和地区,控制污染和环境退化。但许多人对此仍持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原因如下:a)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政府收紧了其他管制措施;b)中小企业得到的一些支持(如信贷可得性)不如国有大企业;c)政府自上而下地指导经济,银行和企业有时发放不符合经济效益却有社会效益的贷款;d)政府扶持企业来实现宏观目标;e)外国公司在华不能享受与中国公司相同的待遇;f)与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通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管控经济。”
从这段话来看,达利欧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很富辩证性,他说,“各国领导人应当妥善管控和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以使‘国家’与‘市场’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从我阅读全书的体会看,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长期主义。
达利欧说,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前事件),而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则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来看待当前事件。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中国人拥有更长远的、基于历史的视角和规划视野,并把这落实到短期规划和操作方式中去。
他还说,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因为100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他们明白,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他们为此进行规划。中国领导人不仅努力实施规划,还制定了清晰的标准来评估规划的表现,而且他们实现了大部分目标。
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
1984年,达利欧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我很快发现中国人聪明且有教养。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和我去过的大多数其他欠发达国家不同。那些国家的贫困者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纪,而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其体制缺乏激励性,人们普遍无法接触外部世界。例如,我把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都视为奇妙的装置。当时所有企业(包括小饭馆)都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努力工作也得不到任何经济激励。人们对房屋等各种财产没有私人所有权,也接触不到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和产品。”
“在我看来很明晰,封闭是中国贫困的原因,所以我相信,去掉这道屏障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自然会赶上发达国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机,而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机会,其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
达利欧在《原则2》中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中美关系和战争”。
中美建交后,有过很长一段“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交易中受益,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
如今,中美关系中不利的一面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达利欧说,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军事战。还可以再加上两种,即文化战和自我交战的战争。
这一部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谈到“爆发不必要战争的风险”时,达利欧说,“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争,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不真实、情绪化的言论在美国和中国都占据了上风,为局势升级营造出一种氛围”。
所谓“自我交战的战争”,意思是“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智的做法是国民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促使那18个指标向好的方面上升。同时记住因果关系,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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