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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精神)-晋商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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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晋商精神（晋商精神的内涵）

晋商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二十四)：晋商精神的内涵

崔满红等

回溯晋商风雨五百年，艰辛的创业、谨慎的守业、大胆的展业，不停的轮回，晋商精神时刻鞭策着他们前行、再前行。晋商精神就在这不停的轮回中逐渐提炼成型，发扬光大。

特定的历史条件创造了晋商，晋商出现后又凭借晋商精神谱写着自己的历史。晋商所以能够逐渐扭转整个社会对商人的歧视，改变“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靠的正是晋商精神指导下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和以此建立的榜样力量。

晋商的不断发展，为明清时期个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与“学而优则仕”相比门槛更低、成功率更高，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更大。

晋商精神的历史内涵是多方面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动态的、丰满的晋商精神，也从不同的角度塑造着晋商们的商业性格。

一、晋商精神的文化内涵

（一）重儒养商，山西商人家族的文化传统

文化是一种由具有极强的地域差异的生活习俗、礼仪习惯、意识观念、道德伦理、处世原则等复合组成的被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的价值观。晋商崛起的年代，“重本轻末”的思想仍是当时社会对不同分工贵贱高低的主要认识。清代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山西人仅依赖土地难以为生，因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弃农从商，但骨子里仍认为商贱农贵。

晋商王现（1469-1523），山西蒲州（今永济）人，是蒲州王家商业的创始人。他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因而使王家成为当地的富裕之家。但是王现的父亲却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长子经商致富并不重视，竟然让王现成家以后与妻子儿女另立门户[1]。商业上的成功一开始并没能抹平对商业本身的歧视，社会主流仍认为商人不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仅靠投机取巧赚取利润。如此体现文化对晋商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山西人有着很浓厚的故土情结，受此影响，晋商发达后多选择回老家建深宅大院，榆次常家大院历经二百余年方才建成，形成特有的“大院文化”。票号最繁荣的时期，各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平遥也因此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绚烂多姿，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脊髓，使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同时传统文化还是我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根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而产生没有根基的精神世界。

虽然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但是沿着它发展变化的脉络追溯，其源头仍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卷帙浩繁，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

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不论是何种文化，都是传统文化树干上分出的枝杈。因此，商业诞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不外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包含商人本身的整个社会，就是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商业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

就修身立命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具体到商业活动和商人价值观方面，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文化在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在落后的封建社会，虽然读得起书的人是少数，但儒学典籍中倡导的内容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的社会氛围来传播。迈出家门从商的创业者们明白自己从事的是“末业”，也多少了解儒家对一个合格的人的要求，更有对读书和读书人的向往和羡慕。马克思·韦伯从犹太人普遍善于经商上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民族如果在政治上不占优势或受欺压，那他们往往在商业领域更出色。如果一个行业或一种身份先天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可能更要求自己在做人做事方面达到更高的期望。即商人身份已经是四民之末，其职业除保证其生存需要外并不能满足其他需要，他们唯有靠践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为自身正名。因此，诚信义利、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同舟共济等晋商精神的诸多方面，在传统文化与不断发展的商业文明的融合下慢慢定型，成为晋商显著的品格特征。

（二）诚信义利，中国文化的商业准则

待人以诚，笃实有信，重义轻利，以义制利，都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论语》中讲：“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李白诗也有“海岳尚可倾，口诺终不移。”对“诚信精神”的虔敬是两千年传统文化洗礼教化的结果，它起到了类似西方契约精神中契约信守的作用，作为对人的道德层面的约束力量，它虽非硬性要求却成效卓著，通过规范个体的交易行为，营造了可靠、稳定、良好的市场环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义”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仅次于“仁”，孔子思想的继承者把“义”解释为正当的、合宜的行动准则。孟子曾说：“义，人之正路也”；《论语•卫灵公》和《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君子义以为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左传》中归结：“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即遇到可得之“利”，先判断合不合“义”，如果符合“义”的要求，则当仁不让、但取无妨；如果不符合“义”的要求，则“贫贱不能移”，宁守穷而不能舍义取利。虽然孔子强调的“义”是奴隶社会的“义”，并且“义”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停地变化，但对“义”的遵从却仍流传下来。没有宗教力量约束的民族却能在贸易行为中恪守职业操守，不能不承认先人遗训对后代的巨大影响。

明代张四维《条麓堂集》记载晋商范世逵，“道历官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敛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然又必循礼守法，如其非分非义，不以一毫取于人”[2]。整个社会对义的追求内化为民族性格，在其中生长的个体也就拥有了对义的认同，如果一个人背义而为，就意味着对其自我的否定，这是阻止人行不义最强的力量，也是传统文化起作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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