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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明末,历史,农民起义李闯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所以，《甲申三百年祭》也可以说是从另一角度为农民起义 张目。这自然会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批判。《 中央日报》很快发表的社论就指责郭�i若此文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叫嚣“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谬种流传”，表示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同时继续否定李自成起义说“三百年前，蔓延于 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际，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这篇社论的作者是陶希圣，他很清楚郭�i若此文的所指，意在使反抗政府的农民暴动合法化，所以就特别强调明朝的灭亡是由于流寇的作乱，反对将崇祯为明朝灭亡的主要负责任者。 叶青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炮制，抛出了名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的长文。一方面对《中央日报》的社论大加吹捧：“《中央日报》在他底《甲申三百年船列出后与以批讯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攻击郭�i若说“这篇文章对于共产党底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根本是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的。共产党要在u2018二万五千里长征u2019后以延安为根据来取天下u2019，这篇文章就歌颂流寇，尤其那u2018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u2019(郭沫若语)而称述其胜利。所以《甲申三百年祭》是适合共产党需要的一篇时髦文章。” 可见围绕《甲申三百年祭》而展开的论战并不单纯是学术之争。对《甲申》的评价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环境。

陶希圣等人攻击明末农民起义，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把明末的民族悲剧归罪于李自成借以掩盖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使国土大片沦陷，从而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罪责。叶青说明亡清入而出现的民族灾难“推其原因，直接的是起于 陕北的李自成大乱，即郭沫若之所谓农民运动者。它能亡明而不能抗清，以致李自成变成了为满清开辟来路的另一 吴三挂，客观上的吴三佳。所以李自成是民族的罪人” 。陶希圣也攻击《甲申》“这不啻是在民族复兴的关头，鼓吹着悲观另外，他也揪出郭�i若文章中有关李岩的史事不确和任意拨高，指责这是郭�i若为自己树立形象的个人品质。他在后来回忆这次事端时说：“民国三十四年(笔者案；应为民国三十三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最无耻的是他以u2018李公子u2019自命，说 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u2018斥亡国主义u2019为题，痛加抨击。同时找出明末的史料，另作短文，证明 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军队不打李闯的 寇军。明朝失败乃是失败于清军与流寇夹攻之下。 叶青说郭�i若“际此甲申之年，特利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隐射国民政府。郭沫若向来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又薄有文名，自为执行这个宣传政策的适当人物。所以郭抹若底 失败主义不过是共产党的失败主义之流露而已。” 这里，他把郭�i若本人称为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以人品论文章，已经显示出论争的颓势。

《甲申三百年祭》也标志着现代史学一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评价研究历史，得出和传统史学以个人为中心在史学不同的结论，是新史学的突破口。《甲申》的发表，标志着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中，有了新的突破。新史学崛起于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的论争焦点在于用社会经济史的观点去解释历史。而 列宁认为能否正确评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最大区别之一。所以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所以，郭�i若也和他的历史剧一样，在历史研究中，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立场来对抗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他本人在四七年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 当年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半封建 半殖民地文化的斗争，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在国统区，广大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宣传历史唯物论被视为非法。“关于文化科学之探讨则禁制纷繁，使学者每每动辄得咎。例以史学高奖奖励研究皇汉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时代之传统史观仍被视为天经地义。有起而驳正之者即被认为u2018歪曲历史u2019。 洪秀全仍是叛逆， 曾国藩依然圣哲。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 明君。似此情形，颇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间何世。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不同评价清楚地反映了国民党、汪伪汉奸和以中国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人士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三种不同政治态度。从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化明末的历史越来越引起了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党各派的关注，形成了持续达十余年之久的“晚明热”。“晚明热”的出现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在明朝末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过错综复杂的形势“野蛮部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农民大众的起义。这三方面交互错杂，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使得在三百年以后还值得我们来重加分析和认识。甲申三百周年祭的意义本不是在于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的啊”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明末的这段历史自然容易使人产生历史的联想。“晚明热”本身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甲申》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唯心史观，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改变了以往史籍中对明末农民起义“盗”、“贼”、“匪”、“寇”之类的污蔑称呼，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

以中共左翼的历史学家都曾把注意焦点集中在明末农民起义上。 翦伯赞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撰写的《群众领袖与历史人物――历史哲学教程・再版代序》中就从史学理论角度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作过阐述。他本人在四O年入川后也写了不少研究明末历史的论文。一九四三年一月， 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过《明末 农民运动研究》一文，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作了回顾，肯定了“ 中国社会自从进入以 封建制度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以后，农民运动就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力。” 这些文章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甲申三百年祭》

其实，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 毛泽东已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精炼论述。到四二年，又进而提出用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任务。就在一月十五日在郭家讨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之前六天，四四年一月九日夜，毛泽东同志在看了《 逼上梁山》后给 延安平剧院 杨绍萱、 齐燕铭的信中，表扬了郭沫若的历史剧；“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而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信中同时阐述了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一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向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发出了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号召。当时，陕北绅士 李健侯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史实为内容经“四易寒暑而稿成”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章回体小说《永昌演义》。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给 李鼎铭的信中也说过：“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 农民战争。 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这几十次伟大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 这也是明确的把农民战争作为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来看。所以，郭�i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是左翼史学界和中共的思想合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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