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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明末,历史,农民起义李闯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抗战和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抗战时期思想的聚焦点。所以，当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候，建立一个怎样的民族国家，谁将是国家的领导者，已经摆在全体国民的面前，这个事实将使国共双方的冲突明朗化。甲申年的到来，各政治派别都很敏感。而中共在文化政策上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调动历史话语为当代文化服务，一直是中共文化政策的重点。前述中利用节日纪念等等形式，取得民族文化代言人资格的文化运作就显示出这一点来。所以，对明清易代的历史作政治学的研究，既是中共注意的重点，又是国人关注的重点，共产党很迅速的抓住了这个时间所蕴含的政治意义。
这一年元旦刚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已经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一月十五日，《新华日报》编辑于怀（即 乔冠华）等人来天官府四号与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单，有郭�i若和“明史泰斗”柳亚子和历史学大家翦伯赞等人。 所以，精于从文化学术上做文章的中共，应该是对甲申历史进行纪念的幕后操纵者。
郭�i若写成了题为《甲申三百年祭》以后，《新华日报》副刊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分四天连载。为配合该文，当时的左翼报刊还配合发了许多文章以呼应该文。如当天(十九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宗顾”的文章《三百年前》：“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 洪承畴当做圣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 这段话提出纪念甲申的意义集中在给历史翻案的目的上，所指的却是为李自成农民军的造反起义作颂，要给历史上的寇贼和圣哲正名。当然，这种正名的标准也是依民族的标准和历史是非的判断。 舒芜同时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在情理之上》的读史笔记，从历史的事实论证着如 太平天国等等一样的许多 农民起义，是弱者起来反抗强权的带有正义性的弱者反抗，而这种反抗对于正在进行的民族 抗日战争有积极的意义。《新华日报》次日还发表《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介绍了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 这里又引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异同关系。紧接着，在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群众》上发表了 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 翦伯赞的《 桃花扇底看南朝》及《明末的政治风气》、《明末清初文学的时代意义》等文以为呼应。 也多是，以甲申为看点，以古史暗示当代的现实政治。
争论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核心是论述明王朝覆灭的历史过程，而文章的收束点却是在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该文提出了许多历史新观点，他抓住明末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 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总结了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其中关键论点有五：一是为晚明的农民起义正名，为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的领袖唱李自成唱了颂歌，一洗其传统的形象，将李叙述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二是晚明皇帝崇祯进行了批判，斥之为民族罪人。三是说因为明朝的腐败政治和天灾人祸，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明朝的灭亡都是必然的。四是由于汉奸的出现才得以使满清占据了 中原，而李自成部队的腐化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五是指出牛金星杀死李岩、 李信两个文人将领，是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 牛金星应该为民族悲剧负全责的人物之一。这些观点中值得注意的是为李自成正名和李岩这一人物的身份命运问题。而这篇文章的价值确实不只是停留在学术问题上，文中还有许多弦外之音，最明显的体现在政治的用意之上。
比如，文中提出许多历史假设：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
“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这个结论，虽然是崇祯和牛金星各打大板，其实是暗含着褒贬的春秋笔法。
文章本来已经形成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明朝的灭亡是大势所趋，不可扭转，而李自成军则是另可一论的历史变数，如果上面的假设成立，汉民族近三百年受异族压迫的历史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事实上，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应为这场民族悲剧发生负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倒是崇祯帝。如果说非要牛金星负全责也可以，这就首先要使李自成的历史地位合法化，其次才能谈到负责的问题。郭�i若这样写来，很明显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出民族罪人这一词，将汉民族悲剧的历史责任推向当朝的 统治者，有欲其速朽之意。二是通过对李自成及其部下的行为批判，推出有可能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历史悲剧的力量其实只在于他们，而可惜的是，他们由于腐化，没有做得更好，所以，诸多变数才促成了这一民族悲剧的发生。另外，文章中对崇祯帝的勤政也花过很大篇幅，表面是批评他的一些过失，实际上是在讲他无力回天，明朝已经是病入膏肓，无人能医。倒是农民军，虽然也有过失，却是中国的希望。行文至此，人们都可以会感受到郭�i若此文的真正杀伤对象，正是中国当政的国民党政府。而文中将摆脱民族悲剧的希望指向农民军，用意也明显是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同时期柳亚子和翦伯赞的论明史的文章，如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群众》上发表了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明》及《明末的政治风气》、《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文。这都是从政治学上论述明朝灭亡是必然，而清入主中原，却是可以避免。这实际是从政治历史学的角度，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历史。当然这也带有影射之意。
在学术领域内的影射早就存在，共产党左翼方面的学者这样做关于甲申的事变的学术结论，也可以说是出于对民国时期有关明朝灭亡的观点的反驳而生。以对明末农民起义功过评价为例，在这个问题上的国共两党学术界对此早已壁垒分明。早在 十年内战时期，《汗血月刊》为配合国民党对 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连续刊登《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等文，通过对明末历史的宣传为其“ 攘外必先安内”寻找历史根抵。 钱穆、 傅斯年在四十年代初就曾多次发表观点，认为明朝是亡于流寇的内乱和建州的外患，钱穆曾评论明末的时势，“其时对 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 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 有人在四三年根据傅斯年意见重新改写了《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一久声称：“明末中国有两大患，曰建州与流寇。而建州与寇两者又相因而动，相滋而长”，“u2018盖流贼实因东事u2019而蜂起，u2018东事亦缘流贼而不救”。这也是借古喻今，比附现实，把日寇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剧归罪于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从影射的意义上，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 影射史学。说明着现代学术实际上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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