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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癌症村)-中国108个癌症村名单

癌症,村民,居民(浙江癌症村)-中国108个癌症村名单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3. 改变水源

在现实中，水问题的解决往往成为环境行动者的主要诉求。受矿山开采污染的北坝等村就采取了改水的策略。北坝、泠桥等村早在上世纪70年代水就受到B 矿山等矿业污染的。为规避水污染的健康风险，早先是村民打井，改吃地下水。之后，村民发现井水也有问题，于是部分村民自己集资，引附近未污染的山泉水为饮用水。有些村民甚至骑摩托车到山里去取水。山泉水的水量有限，无法满足灌溉用水。离山泉水较远的村子就没办法吃上山泉水，所以部分村民仍旧只能吃井水。最近几年，有精明的村民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用汽车到山里去拉山泉水卖给附近的村民。除了饮用水受污染，农田灌溉也成问题。

因此北坝村的村民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持续不断地上访。上访被村民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北坝村也充分利用媒体的影响。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于2001 年和2005年两次报道了北坝村的矿山污染。《南方都市报》也在2005 年对北坝村等几个村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报道。国外媒体, 比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媒体和科研机构也多次到北坝村等几个村采访、调研。此外, 北坝村村民也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地方政府也支持村民同B 矿业公司通过打官司。经过村民和社会各方面持续不懈的努力，2008年，由省、市、B 矿业公司共同出资约 1400 多万元修建了北坝水库，并将自来水引到了北坝村所有居民家里。形式上解决了，但因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实际上到课题组调查时，饮水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不像北坝村那样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在起作用，泠桥村没有得到“专项工程”的待遇。不过，由于泠桥村人口相对较少，且地处上游，易引洁净的山泉，饮用水的问题基本上可自主解决了。但无论是有势力的北坝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泠桥等村，他们的农田灌溉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涧南居民为争取安装自来水奋斗了许多年。如前所述，他们送交省局检测的两份水样均有多项指标超标。虽然水不合格的原因不甚清楚，更不清楚这些指标与癌症的关系，但居民声称水超标就是玻璃厂的污染引起的，而且是癌症高发的原因。为此，居民们找企业、找政府要求开通自来水。事实上，居民要求开通自来水的诉求从1992年就开始了。1995年、1999年和2000年，居民到各级政府进行了上访。2000年到2010年间，由于居民癌症高发问题引起关注，居民上访也更加频繁。2009年，由政府出资一部分，社区每户居民出资300元，修通了直接到社区的自来水。从情理看，居民要求开通自来水的要求并不高，但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地方的财力有限，直到2009年借着修公路的机会才接通了到涧南村的自来水管道。

总之，改水是一个通行的规避健康风险的办法，如果原来的水源有健康危害则可以消除；如果原来的没有太大问题，则可以改善水质，提高生活质量。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倡导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改水项目中，兼顾两者的多，而精准应对的则比较少。但在改水期望中也夹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貌似比较单纯的健康风险规避变成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北坝投入巨资修建的水库因为前期工程质量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在涧南，由于污染—健康问题嵌于农场及其转制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中的，所以其间的情况十分复杂。如意见领袖周先生家，一方面声称水受到污染，导致了癌症高发，但另一方面在自来水已经开通的今天，井水仍然还在使用。

4. 改变食物来源

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受到污染，北坝村的粮食、蔬菜等作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问题很突出。部分村民从外来的科学家那里也获知了相关信息。但是考虑到经济成本及便利性等因素，大部分村民还是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在丁浜，粮食蔬菜是否污染，村民并不确切知道。村民主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粮食蔬菜是否受到污染、食用是否安全作出判断。有些村民为了保险，选购产自工业不发达地区如苏北、安徽等地产的大米。有少数的村民选择用井水灌溉自己的菜地，而不用受污染的河水。

另外，外销自己认为不安全的农产品是“癌症村”村民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但因为污染以及“癌症村”的污名化效应，特别是像北坝村那样的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地区，“大米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等等远近皆知，稻米等农产品销售有很大困难。丁浜的“癌症村”没有北坝村影响那么大，或许是因为地域社会文化的差异，西桥附近的人群更为敏感，在西桥街市上，谈癌色变，本地居民都不愿意购买丁浜人销售的蔬菜。

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外销，实现了污染分配的“社会化”和“均衡化”。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近些年来，北坝村民改种甘蔗。甘蔗主要是由外地商人来收购，最终的消费者是外省人，因此，通过甘蔗种植不仅降低了当地村民的健康风险，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污染而引起的经济损失。这里，我们作一个假设性分析。假设甲农户有4口人、3亩地。在以前，甲农户3亩土地的农产品全部是甲农户成员自己消费的，那么农作物从土地里吸收的重金属全部转移到甲农户4个家庭成员的身体里，风险很大，但范围仅限于甲农户。现在，3亩土地甘蔗全部外销。假定10000人消费了这3亩地上的甘蔗，这些甘蔗里的重金属平均分配给了污染社区以外的居民，人均的重金属量只相当于甲农户的数千分之一，受污染社区居民的健康风险大大降低。从整体看，农户通过甘蔗的外销，再分配的污染物社会化与均衡化；短期不会有明显反应，但长此以往，社会总体的健康风险则增大了。

顺便说一句，“ 癌症村”之污名给村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媒体的关注给北坝村村民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和一些利益，但媒体的报道使外界都知道北坝村是一个癌症村，污染严重、癌症死亡率高。早期，为了博得外界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北坝村民详尽地向外界描述村民因受污染而癌症高发的悲惨情况。但是“污名化”也带来了麻烦，除了前述的农产品销售困难，年轻人的婚姻也受到影响。事实上，疾病引发的非预期社会后果，有广泛的社会表达，如日本的水俣病在明确诊断之前，周边人群因担心“传染”而排斥、歧视水俣病患者，同样，近期中国的“艾滋病村”也遭遇社会孤立或歧视。在北坝村调查时，村干部拒绝向外界提供癌症死亡名单，正想方设法减少外界的关注度，让村庄“去污名化”。

▍讨论

癌症是现代医学科学尚未攻克的难题，“污染—癌症”关系认定十分复杂，到了普通村民那里则更是难上加难。村民对“癌症—污染”的认知及应对，不仅受制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因素对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影响颇大。

毫无疑问，经济因素强烈地介入其中。比如，是否愿意或能够搬迁，经济是首位要的考虑。是否撵走污染企业、以及用什么方式撵走企业，也有重要的经济考量。在“污染—癌症”得不到证实或存在争议的时候，村民仍可以此为条件争取自来水等公共设施的安排。地方政府或竭力保护地方企业，与企业“同流合污”，或与受污染影响的村民并肩与企业斗争，参与利益分成，均有经济因子的考量。更进一步，借污染—癌症之名兴修工程，进而滋生腐败，花大量投资修建不合格水库也有之。“癌症村”农产品的外销策略，虽然使村民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少，却使污染“社会化”，扩散、均衡化，诠释了贝克的关于现代风险的分配的“平等化”的全新逻辑，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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