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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中国入世意义与影响
美国,中国,美方(中国入世)-中国入世意义与影响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最后西尔斯出来了,说对不起我刚才要走,现在我也不走了,我们开始谈。中方心里有谱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直到夜里11点,双方还在对重要问题争执不休。第二天就是11号,谈不成就不行了。当时作记录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表,还差不到20分钟,在桌子下面踢了一下佟志广,佟心里有数,他知道必须谈出一个结果。
因为国际谈判时有规定,可以在某一刻把针固定,谈判完再让表走。中国人耐得住劲,成功就在最后一刻。
最后,美国人绷不住了,就说咱们讨论一下写法,美国写一个小纸条说这样提,拿给中国人看,中方说不满意,重新修改。最后美国人没办法说你写一个,于是佟志广在小纸条上字斟句酌地写上“美国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
美国人一看说在美国外交史上就没用过“坚定支持”这个词,西尔斯眼睛都瞪圆了,她说要请示白宫。她一说要请示白宫,佟志广心里就高兴了,白宫的底牌很清楚。后来西尔斯请示回来以后,他们就在中美市场的谅解备忘录上,原封不动地把这句话写上了。
西尔斯说,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当时减免关税的时间定到1993年1月1日,你能不能写成1992年,佟志广一想当时已经是10月份了,也就是一个多月也没什么,这是美国人要下台阶,就说没问题,写到1992年。西尔斯很感谢,握着他的手,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前后经历18个月的九轮谈判落下帷幕,一场惨烈的贸易战被避免了。
一夜消失的代表团
“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既要坚持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对方的利益。不能简单地把向对方立场的靠拢看作是让步,今天的让步可能就是明天的进步。”如果没有做好对谈判破裂的心理准备,一个好的协议不可能到来。
199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美,按照原定计划,是要签订中美“入世”谈判协议的,然而克林顿却说,很抱歉,我们不能签订协议,他当时错误地觉得可能得不到国会的支持。
美国的谈判班子听到消息后,很多人哭了,他们的失望比中方还大。
当时美国还打起舆论战,公布了一个中方没同意的所谓“中国拟作让步的清单”。中方立即作澄清说,美方版本的中方让步无效,若美方代表不听取中方意见,那便不会有协议。
此事在美国工商界引起很大反响。克林顿很后悔,就打电话给朱镕基说,你能不能把谈判班子留下来,我们作最后的一点修饰,达成协议。
朱镕基回复,你们美国人想达成协议的时候就达成协议,不想达成协议的时候就不达成协议,我们不能那么轻易地听你们摆布。不谈了,要谈就到北京谈。于是中国谈判代表团就跟着朱镕基总理到加拿大访问去了。
美国人一直追着中国代表团到加拿大,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两次打电话给龙永图,问能不能确定在北京会议的时间。而且他要求,中国代表团前脚回国,他们后脚就来,龙永图说,你总得给我们一天时间倒时差吧。
1999年11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领谈判小组抵达北京。本来谈判预定两天结束,中方对谈判很有把握,因为中美已经就入世达成了框架性共识。
然而谈到了第二天,形势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美方采取高压手段,提出了超过4月份的很多无理要求,想榨取更多的东西。中方知道他们心虚,一个个推掉,但是美国人总觉得他们还能再得到一点新东西,才能说明他们当初为什么没有接受这协议。
11月13日,美国人把行李运到了机场,这时朱镕基突然接见了巴尔舍夫斯基,美国政府也立即回应说,尽管谈判进展缓慢,但双方都决定继续下去。
到了11月14日,谈判基本上破裂了,双方都伤了感情。美方代表团退掉了他们在王府饭店的房间,并将行李再次搬到车上,在汽车发动起来的一刹那,巴尔舍夫斯基突然说要再在北京留一个晚上。
到晚上7点,整个美国代表团突然消失,唯一给中方打的一个电话是请求中方礼宾部门在第二天的回程中予以配合。
晚上11时多,朱镕基询问美国代表团联系上没有,根据朱镕基指示,龙永图从驻华代办那里找到负责美方工作谈判的卡西迪,说经历这么一个世界瞩目的谈判以后,双方总得见一次,商量下对新闻界做一个什么样的描述,有个交代吧。
大概1个小时以后,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给龙永图回了电话,说美方很愿意“小范围”再见一见,时间在明天早上美方出发之前,凌晨4点半。
龙永图听到这话心里就笑了,如果他们真打算走,为什么要4点半见,不是10点的飞机吗,7点半8点半见一下不就行了吗。他们要求4点半见,3个小时时间足以把最后的文本全部解决。
果然4点半见面后,美方把谈判的协议文本全部准备好了,并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这是一个重要信号,龙永图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他设想了所有后果后,向朱镕基总理办公室汇报。
但是最后还剩下7个问题,美方说中方必须接受。如果不接受,前面谈的上百页的东西都不作数。龙永图说很抱歉,如果要签订协议,那7个问题免谈。
接到龙永图的汇报后,朱镕基总理来到会场,他对龙永图说,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你把它写下来,不要啰嗦,就用一张纸,龙永图用了一张纸写完。朱镕基看了以后说,我来谈。
美国人一听说总理来了,便不再提什么赶飞机的事,其实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订那天的飞机。
谈判桌上,朱镕基直奔主题,说不是我要来的,是中央常委的决定。我不是来跟你们谈判的,我是来做决策的,最后7个问题,同意两个,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
这两个问题不是特别要害的问题,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不过美方希望在条款中写明,美国公司可以有控股 5 1%的子公司从事音像和分销。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让步,之前,美国曾经希望有100%独资子公司。
朱镕基表示,“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写成文字”。接着,巴尔舍夫斯基又一次提出,关于寿险她希望能在协议里写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对持股 50%的合资企业具有管理控制权的可能性”。
朱镕基坚决地回绝了她:“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上那就成了一个笑话 ,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在谈判临近结束时,朱镕基又提出,“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并希望用书面形式确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自己无权决定,朱镕基又坚持要求,“光凭嘴讲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说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落实到文字上”。
最后,双方决定搞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书面记录。
1999年11月5日,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中美终于签署了中国入世双边协定。
龙永图回忆说,后来出现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入世谈判时不应该妥协,接受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这本来是一个针对企业的技术性条款,但美国后来把它政治化,跟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挂上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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