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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树增(靳树增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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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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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作家王刚曾经历的商海沉浮。

王刚近照

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下海”经商潮。

这批人当中，作家是领头羊，年纪大一些的张贤亮，在银川远郊开发了影视拍摄基地，作家周梅森、矫健先是搞房地产后炒股票，诗人刘波创办了诚成文化，拉着钱文忠等人搞了图书出版，王刚也不例外，他赤手空拳到了北京后，选择的是拍电视专题片和买卖地皮。

王刚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他著有长篇小说《英格力士》、《月亮背面》《福布斯咒语》等，同时是《英格力士》、《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的编剧。

电影《英格力士》正在后期制作中，将于今年在国内上映。陈冲导演，王刚和陈冲担任联合编剧。陈冲给电影搭配的班底是主演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传君，一个阵容很强的团队。

陈冲（中）、王刚（右二）在《英格力士》片场。

出生于新疆的王刚，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1990年代，王刚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从写报告文学、写电视专题片和影视剧本开始下海经商。

从拉广告赞助到自己当老板，从地产买卖到金融证券交易，从亚视的总编辑到副总裁，王刚十年起伏的人生里，一直有个人在影响他——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老板靳树增。

靳树增是王刚以前的“老板”，原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主任，歌曲《一九九七，我的爱》、《相约九八》词作者。2001年，亚视中心因资不抵债倒闭，靳树增因涉嫌金融诈骗3000万元被捕，200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多年后，崇拜巴尔扎克的王刚把自己的那段商海浮沉写成了75万字的《福布斯咒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王刚坦诚追忆自己那十年的商海浮沉。

外省来的文学青年

来北京之前，我在新疆《绿洲》杂志社当编辑，《绿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的文学刊物。这个工作来之不易，我父亲是老干部，他去找了文联的熟人，我这个文学青年才有了合适自己的工作。

工作了两年不到，我和迟子建等一批青年作家进入了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在西安呆了一年，我就先跑到北京了。迟子建她们都是好学生，还要继续做些什么。走的时候，我把在土门花30块钱买的自行车原价卖给了迟子建。

1988年，我和余华、迟子建等一批人又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学习。在这个进修班里，每个人都努力展示了自己创作的才能。在我们班上，我不能说自己写得好。但当时我的一些作品很富有争议，比如像《冰凉的阳光》这样的小说，写城市里的年轻人充满野心，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把自己给摧毁了，我写了几篇这样的幻灭故事。这个进修班结束后，我和迟子建、余华、刘震云、莫言等一批年轻作家，被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录取。

当时离开学还有段时间，为了省钱，我就住到音乐学院的朋友宿舍里，和她们一起听课，听音乐会，一块下馆子喝啤酒。时间长了，别系的人都以为我是作曲系的学生。那时候和今天不太一样，人们对精神的重视远远超过对金钱、名利的重视。那一阵，《绿洲》杂志还给我发工资——可是就凭这点钱在北京生活，不混在别人的宿舍、吃学校的食堂，想在北京生存下来很艰难。

天长日久，朋友也烦了，他女朋友来了，我得识趣走开。手里没有钱，我一个人就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看着从宾馆、商店、夜总会走出的红蓝绿女，心里就想该怎么去挣点钱，让自己过上尊严、体面的生活。

当时的文学杂志稿费低，大概千字10块到20块。我当时拿的最高一笔稿费，是洪峰给我发在《作家》杂志上的《秋天的男人》，三万字左右，稿费一千块钱，把我高兴的。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红手》，三万字可能给了四百多块钱稿费。

一个作家想赚钱，只能是发挥文字方面的特长。因为我原来写过《新疆农垦》这样的小说，当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准备搞系列专题片《中国农垦》的时候，有朋友推荐了我，每集大概是700块稿费。就这样，我写了一系列的专题片。

写电视专题片除了稿费外，还有一个好处，制片方可以给你包一个小宾馆的房间，管你吃住，有时候还带你去咖啡馆、酒吧、歌厅、夜总会玩玩。我记得我在后海宋庆龄故居那儿的一个招待所住了很久。但写剧本这样的活也不经常有，稿费能够让你在北京混下去，发不了财。

1991年，我们研究生班快毕业了。作为委培研究生，我必须回新疆，可是我不想回去。因为我的那帮好朋友从音乐学院、电影学院都毕业了，有的分到乐团，分到电视台或者电影厂，还有的人直接出国，或者留学校当老师。我心里想，凭什么要我回新疆呢？

在我费尽苦心想留北京却无处可去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靳树增。那时候，靳树增刚从四川回到北京。他们在四川成立了公司和办事处，以办活动做项目的名义向企业要钱，后来因为折腾的动静太大，当地有人把他们告到北京，他们在四川呆不住了，就带着设备撤回了北京。

写专题片拉赞助搞钱

当时，靳树增在玉泉路的玉泉公寓办公。“玉泉公寓”的名字很好听，其实是一个半地下室的招待所。当时老靳正在写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民魂》，歌颂我们伟大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也歌颂企业界新一代儒商们。和老靳第一次见面，也认识了他手下那批人，他们衣着光鲜，穿的都是意大利皮鞋，抽的都是进口好烟。说实话，我有点瞧不起这帮人。他们在一起，谈的就是怎么样去找钱，怎么泡女人。他们和我格格不入。我是个知识分子，是个作家，我应该到中国作家协会或者它下属的各大文学杂志，或者去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工作，所以我当时没答应靳树增一起干。

过了两个月，我的学业结束了，学校的宿舍也没有了。有天晚上，我喝酒到半夜，走到音乐学院，朋友的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我坐车到了鲁院，翻了大门进去，走到五楼小教室旁的房间，敲敲门里面没人，拿着以前没有交的宿舍钥匙，开门在里头睡了一晚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旁边教室正在上课，我一直熬到中午，小教室下课没人，才开门溜出去……万般无奈，我只能回头找老靳去。

靳树增正好在玉泉公寓，他见到我，笑着对我说：“兄弟想通了？好、好好。”马上安排当他的总撰稿，让手下人给我找了间房，让我先去休息。就这样，我住到了玉泉公寓的地下室里，开始和老靳在一起跑业务赚钱。我在那呆了一天，看着这帮小子穿金戴银的，我就想如果让我写剧本，我得找他们一集要八百稿费。那时候，我的导师童庆炳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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