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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模型(logit模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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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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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武装冲突与妇女赋权——基于两项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作者：陈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武装冲突对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影响。既有研究发现，武装冲突对女造成了远超男的伤害，但也为女政治赋权创造了机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妇女的政治参与。然而，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宏观的国家层面，缺乏微观层次上对武装冲突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关注。同时，由于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观察数据，难以准确评估武装冲突对妇女赋权的因果影响。2008年马里共和国和2012年尼日利亚分别爆发了武装袭击事件，而这两起武装袭击爆发的时机碰巧与“非洲晴雨表”正在两国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的问卷调查的时间相吻合。利用这一特征可以构建两项自然实验，探究武装冲突在微观层次上对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因果影响。统计分析发现，武装冲突在短期内显著地增加了受访者对于处理妇女赋权议题的不满程度，增强了民众对于本国妇女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感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行提升妇女赋权的政策改革提供了社会支持基础。在微观层次上厘清冲突对于妇女赋权进程的影响，为连接宏观跨国层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关键词】 武装冲突；妇女赋权；自然实验；因果推断；非洲晴雨表一 导论 2020年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20周年。作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别平等与妇女赋权（women’s empowerment）是推动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过去25年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别平等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与歧视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妇女和女童更容易成为武装暴力的受害者。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指出，“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鉴于妇女对预防冲突、维持和平、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具有积极的贡献， 落实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也逐渐成为广泛的共识，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精神和目标的指引下，近年来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包括实证探究别（不）平等与冲突的关系，并系统评估战争与冲突如何影响妇女的生活、就业、教育和家庭，尤其是政治权利，思考别平等与妇女赋权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地防止冲突与暴力的复发。这些研究发现，别权力越是平等，并且女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越得到充分保护的国家，卷入到国际国内冲突的概率就越低；而那些冲突与战争频发的国家，在别权力平等上也相对表现更差。 基于此，这些研究开始在冲突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学研究中设定“别平等—冲突关联”的新研究议程。 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开始思考冲突与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的逆向因果关系，即冲突是否（以及如何）塑造别权力的不平等。 如果别权力能够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那么以往研究发现的“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和内生（endogeneity）问题。一方面，战争爆发本身就可能导致别权力更加失衡，其中的因果机制包括战争造成的军事化社会和崇尚英雄主义等； 另一方面，战争和冲突也在客观上为妇女赋权提供了机会，甚至妇女的政治地位在战后得到大规模提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大力推进男女平等和妇女保护，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制定和推广《婚姻法》，女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和解释冲突与暴力对妇女赋权和政治地位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议程。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跨国观察数据（observational data），发现的相关关系难以进一步校正为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宏观层次上的跨国比较，关注的是冲突的中长期效应， 而对于冲突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缺乏研究，对于促进或阻碍妇女赋权的微观机制知之甚少。鉴于此，本文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从微观层次探究国内武装冲突如何影响社会对于增进妇女赋权的支持，尤其是在短期内的支持。回答这一问题对于妇女赋权运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妇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从微观基础上厘清战争和冲突影响妇女赋权的机制，是探求“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的关键一环。妇女赋权不仅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层面的支持，只有真正在全社会建立妇女赋权的支持基础和规范，有利于巩固妇女赋权的相关政策才会持续发挥效果，才能真正打破别等级。因此，探究微观层面武装冲突如何影响社会成员对妇女赋权的态度和支持，将弥补既有研究过于关注宏观因素的不足，在理论上提供关于妇女赋权的新知识。其次，微观层次的社会成员的支持对于推进具体的别平等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均需要对冲突后（战后）国家社会层面上的支持基础进行探究。别等级是一项根植于社会的关于男女权力与从属的等级，在微观的社会层面理解社会成员如何看待在武装冲突前后对待妇女赋权政策，将为我们在政策实践上推动妇女赋权提供社会微观层面的理解。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社会对待妇女赋权的态度存在差异，理解微观层面的差异，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妇女发展具有参考意义。针对上述挑战和困难，本文运用两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来评估武装冲突对于妇女赋权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探究在微观层次和短期内武装冲突影响妇女赋权社会支持基础的因果关系。自然实验方法的运用可以克服跨国观察数据无法很好地处理选择偏差和内生的难题，为在微观层次上评估因果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同时，本文聚焦于国内冲突和社会支持基础，这是推动妇女赋权的核心一环。具体而言，本文以发生在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的两起武装袭击事件为背景，利用自然实验设计的思路来评估政治暴力与妇女赋权支持的因果关系。这两项自然实验的共同思路是，利用武装袭击发生时两国在进行一项具有全国代表的问卷调查这一事实，将武装袭击的爆发视为一项“外部冲击”（exogenous shock），冲突发生之前接受采访的受访者视为“控制组”（也称“对照组”），而冲突发生之后填写调查问卷的受访者由于已经接受了武装袭击相关的信息而被视为“干预组”（也称“实验组”），从而构建了一个自然实验去比较不同组的民众对于妇女赋权的支持态度变化。这种设计将使我们能够从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的角度研究关于政治暴力与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两个自然实验聚焦于不同时段的两个国家，主要研究发现高度一致，这提升了研究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统计分析发现，武装袭击显著增加了民众对现任处理妇女赋权政策的不满，增强了民众关于本国妇女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感知，武装袭击导致的这些不满随着有关武装袭击事件的新闻在全国的传播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显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提升妇女赋权的政策改革提供了社会支持基础。这一发现，补充了既有研究关于国家层次上的国内冲突在长期内会促进别权力的平等这一知识。 本文在微观层次的分析以及利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加入了新近兴起的通过实验、尤其是问卷实验研究国内冲突和政治暴力的浪潮， 为我们将宏观层次的理论观点诉诸微观层次的经验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建立了沟通微观和宏观层次上“别平等—冲突关联”机制的桥梁。 二 冲突、和平与别平等 冲突、和平与别（不）平等之间有何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在认定武装冲突对妇女造成严重和独特影响的同时，也强调了她们作为和平与安全的积极推动力量，在平等、充分参与和平与安全进程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女主义国际关系学对此进行了丰富的论述，其核心论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别权力等级比较平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总体上经历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的概率也会显著降低。埃里克·梅兰德（Erik Melander）更进一步地总结和检验了为何别平等的社会更不太可能经历冲突的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别更平等的社会更可能维持和平，是因为妇女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发言权，而妇女通常更不喜欢战争。第二种观点认为，别更平等的社会更和平，可能是因为那些定义男女之间平等关系以及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的规范通常也被延续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因此诸如少数群体、派别或政治对手的意见或不满（grievance）更能够得到有效的沟通和解决。 梅兰德利用议会中女任职比例以及25岁以上女相较于男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比例来衡量别平等程度，发现二者与国内冲突爆发概率的降低具有显著关系。近年来，在梅兰德的研究基础上，学界对于别平等与冲突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首先，学界关注别（不）平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冲突的发生、过程和结果。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形成经验共识，即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别权力越是平等，该社会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也越低。 研究也发现，女参与冲突与和平进程也会显著地影响冲突过程和结果。 例如，西奥多拉—伊斯梅内·吉泽利斯（Theodora-Ismene Gizelis）和萨布丽娜·卡里姆（Sabrina Karim）等学者分别研究了女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发现增加女在维和部队中的比例能够显著提升维和效果。 贾卡纳·托马斯（Jakana L. Thomas）和凯尼莎·邦德（Kanisha Bond）通过研究19个非洲国家1950~2011年的166个暴力政治团体的妇女参与情况，发现妇女参与武装组织主要是因为她们被武装组织能够提供给女的政治参与机会吸引。其次，最近一些研究也开始指出，“别—冲突关联”存在着逆向因果关系，即冲突和战争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国内女的赋权和政治参与，尤其是可能为女的政治参与和民权提升提供空间和机会。例如，凯特琳·韦伯斯特（Kaitlyn Webster）等人的研究表明，经历国际国内冲突的国家在中短期内更有可能提高女政治参与度，因为战争和冲突打破了固有的不利于提升妇女权力的社会结构，并且提供的新工作机会以及带来的政治制度改革都有利于提升女政治权力。 这些研究开始关注冲突之后妇女的权力发展问题， 尤其是社会和女团体如何利用冲突创造的机会之窗推动妇女赋权进程。然而，关于冲突和暴力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微观层次上的研究依然缺乏。尽管在宏观上，研究者梳理和检验了冲突与和平如何影响妇女赋权的机制，以及冲突的结果如何影响别权力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些机制依然缺乏微观层次上的经验证据。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对于微观机制的讨论和实证研究不足，无法将别平等与社会—国家层次上的冲突联系结合在一起。 同时，目前的研究数据大多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跨国研究， 这又限制了聚焦于单个国家的精细化、国别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调查数据和田野研究的不断推进以及研究者对因果推断兴趣的加深，集中在单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也开始增多。 一部分研究开始关注亚洲和拉美地区， 特别是非洲的妇女赋权与冲突的关系。 其中一个新的趋势就是问卷调查和问卷实验方法的兴起。这表明研究的焦点开始从国家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代表着个体层次上研究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探究微观基础和机制提供了条件。例如，德沃拉·曼内金（Devorah Manekin）与里德·伍德（Reed Wood）通过调查实验的方法，研究女在战争中扮演角色的效果，包括是否有利于增加部队的团结、吸引外部支持以及增强合法等。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宏观的国家层次，主要探究的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与此不同，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微观的个体层次，探究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如何影响对妇女赋权问题的支持程度。那么，不同于国家宏观层次的机制，在社会个体层次上，武装冲突对个人关于妇女赋权问题的偏好有何影响呢？首先，武装冲突和政治暴力可能通过塑造和引导社会关于妇女问题的偏好，从而在整体上促进妇女赋权进程。冲突和暴力触发了民众对现任的不满，将暴力的发生归咎于，这种责备的压力将会降低对的信任，从而造成政治危机。这就给改革妇女政策提供了一个额外刺激和动力。否则，制度本身具备的惯可能会阻碍实行改革。因此，根据这种逻辑，政治暴力有可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促进改革，进而扩大妇女权力，提升妇女的地位。此外，根据埃戈尔·拉扎列夫（Egor Lazarev）等学者共同提出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解释，很多人以前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危机发生后，的回应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直达选民，从而影响选民的态度；同时，选民得以目睹人员的表现，能够有亲身的体验。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直接暴露于暴力的情况可以引导个人更多参与政治，尤其是鼓励女去参与政治和解决这些问题。其次，政治暴力也可能压制和阻碍妇女赋权的进程。以前的研究也提出，类似的危机可以给制造“团结一致”（rally around the flag）的效果，增加危机中的支持度，“战时总统”带来的支持度和欢迎度有可能会鼓励和支持现任采取更加压制的政策来限制妇女权力的提升，从而延缓或者阻碍社会希望推行改革女权利的努力。比如，凯特琳·韦伯斯特等人提出，在战争和冲突中，军事化就是一个会阻碍妇女赋权的机制。 爱丽丝·姜（Alice J Kang）和金男奎（Nam Kyu Kim）认为，在美国开展的大量研究都表明，人们一般认为男比女更具处理好军事和防务议题的能力，而女一般更擅长的是教育、健康和减贫议题。因此当暴力袭击发生时，社会上既有的别刻板印象就会被激化，使得人们更加偏好男领导人来处理这些暴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妇女赋权就会更加困难。 针对这些可能的不同机制，既有研究在微观个体层次上并没有明确回答，尤其是在个人层次上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的一个直接贡献，就是探析武装冲突在个人层次上如何影响社会关于妇女赋权问题的态度，借助自然实验研究设计，评估武装冲突对妇女赋权社会支持基础的因果影响。 三 自然实验研究设计 本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依赖于一种新颖的研究设计——自然实验。本文的两个自然实验来源于尼日利亚和马里共和国。作为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和马里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内战，针对女的政治暴力也时常发生。 这两个国家都位于西非，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等具有一定的相似。 本文选用不同时段的两个国家构建两个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自然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和文章结论的普适。（一）案例背景2009年以来，尼日利亚开始不断经历“博科圣地”组织的袭击。“博科圣地”于2002年在尼日利亚迈杜古里（Maiduguri）创建，以支持伊斯兰教育为目的，并寻求将尼日利亚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2009年，该组织在迈杜古里对监察局和其他大楼发动一系列攻击，促使尼日利亚对其总部进行突袭，“博科圣地”组织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Mohammed Yusuf）在突袭中丧生。袭击之后，阿布巴卡·穆罕默德·谢考（Abubakar Mohammed Shekau）领导该组织，并从事恐怖主义暴力反叛活动。本文采用的案例来自2012年11月5日尼日利亚与“博科圣地”发生的武装冲突。 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项目（UCDP）记录了这一次袭击。根据美联社和全非洲（Allafrica）新闻网站的报告，这一起发生在安全部队和“博科圣地”组织成员间的枪战造成了包括当地局长在内至少15人丧生。 这起袭击源自“博科圣地”对4名意大利籍船员的绑架，因此袭击事件很快也成为一个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军方和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均公开披露和谴责这起袭击事件，引起了本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马里共和国的案例来自于图阿雷格（Tuareg）叛乱组织在2008年12月20日对马里控制的一个驻军点的袭击。 马里实行总统制，总统拥有强大的权力。然而，独立后马里的内乱和叛乱一直不断，面临的威胁使得政权的不稳定增加。1991年、2012年和2020年连续的政变也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在时任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埃（Amadou Toumani Toure）领导下，马里表现出了民主政治方面的特征。 图阿雷格人是尼日尔北部和马里内陆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游牧柏柏尔人，他们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南部的撒哈拉以南国家和北部的阿拉伯人不同，在整个历史上一直存在低强度的武装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定期与马里进行暴力斗争，以增强阿扎瓦德故乡的政治自治权。2008年12月20日的袭击是马里2008年7月签署和平协议以来的第一次袭击，据估计造成20人亡，其中大约一半亡的是马里。这次袭击是由新组建的由易卜拉欣·阿格·巴汉加（Ag Bahanga）领导的变革联盟ATNMC实施的。阿格·巴汉加曾领导多个图阿雷格叛乱组织。这次袭击也是阿格·巴汉加首次在他的家乡基达尔（Kidal）之外进行的一次突袭，图埃总统对此立即作出了回应。尽管这次袭击的对象是军事目标而非普通公民，但依然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二）构建自然实验准确评估武装冲突对妇女赋权社会基础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在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潜在内生关系。那些更容易经历（或暴露于武装冲突）的人，也有可能恰好是那些在冲突之后更愿意支持扩大妇女权力政策的人。导致内生关系的因素，既包括社会经济特征，也与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模型估计的关键在于民众经历武装袭击的可能是否“接近随机”（near-random）。最理想的估计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是随机试验， 通过随机分配原则，研究者可以排除那些系统地影响进入实验组和控制组因素的干扰，从而仅仅通过简单的描述统计，例如比较不同组均值的差异，便可以得出因果关系。然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冲突研究中，随机试验是很难开展的，不仅成本高，而且无法人为地将对象随机分配在武装冲突中（或制造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自然实验或者准实验（quasi-experiment）作为一种可行的研究设计方案，得到了社会科学的青睐。其核心是利用自然产生或者意外发生的事件来创造接近随机分配的机制，将研究对象分配在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而通过控制和处理一些潜在干扰因素，可以较为准确地接近随机分配，提供统计估计因果关系的可能。 近年来，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在国际关系中也得到了关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塞巴斯蒂安·琼昆兹（Sebastian Jungkunz）、马克·赫尔布林（Marc Helbling）和卡斯滕·施韦默（Carsten Schwemmer）以2015年巴黎恐袭事件为样本，创建自然实验来估计仇外情绪。 这些研究往往集中在单一国家，也反映出近年来学界回归单一国家案例，进行精细研究揭示因果关系的趋势。 如前所述，马里共和国和尼日利亚的武装袭击分别发生在2008年12月20日和2012年11月5日。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正在马里共和国全国范围内开展第四轮问卷期间（2008年12月15日~2008年12月31日），马里正巧在2008年12月15日发生了一起武装袭击。同样地，非洲晴雨表在尼日利亚开展第五轮问卷期间（2012年10月30日~2012年11月18日），2012年11月5日，当地发生了一起“博科圣地”对军的袭击。由于这两起袭击事件的发生不太可能受到非洲晴雨表调查日程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参与问卷的受访人员与是否经历武装袭击冲击（shock）的概率是相互独立的，即哪些人进入控制组或实验组的分配机制是接近随机的。由于非洲晴雨表已经收集了这段时间的问卷，我们就可以将参与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分为袭击前和袭击后，将武装袭击带来的冲击视为一种“干预”（treatment），这样就产生了随机分配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从而创建了一个自然实验。 在袭击发生前完成问卷调查的居民可以被视为控制组，即没有暴露在武装袭击的冲击下；而在袭击之后参与问卷的受访者则是暴露在武装袭击的冲击之下，被视为干预组。本文的因果识别策略（identification strategy）在于利用自然实验设计来估计武装冲突后民众对于妇女赋权政策的支持，而对该因果效应的检验可以通过如下回归模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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