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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大众化产品)
诗歌,诗人,小众大众化(大众化产品)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很多朋友想了解关于大众化的一些资料信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与大众化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龚学明
龚学明/文
诗歌是大众化的，还是小众化的，这个话题曾一直被热议，也曾引起激烈争论。
时至今日，认同大众化的观点应该渐占主流，尤其在新时代诗歌发展方向的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都强调，诗歌要接地气，要读得懂，要有醒目而有效的社会功能价值。
有关词条告诉我们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区别。
什么是大众化？人们中普遍的现象或事物称为大众化。它应该是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西方学者还认为，是一切来自广场而非庙堂的民间的文化。
什么又是小众化？小众化是相对于大众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阶层内部的一些人群源于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品而聚合成一个小圈子的趋势。
从上面的概念可知，诗歌大众化就是要让诗歌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如果说目前的诗歌存在小众化的现象，则应该走出小圈子。诗歌大众化没有一点降格以求的意思，并不等于是诗歌变成了“大路货”。诗歌大众化是时代走出困境、走向昌盛在文艺中的必然。
诗歌大众化是时代昌盛在文艺中的必然
诗歌艺术的来源告诉我们，从一开始，艺术就是属于大众的：诗歌的创造者并不是深居王宫或华屋的帝王、贵族，而是在大自然中生存、生活的普通人。
一部《诗经》汇集了305首诗歌，这些中国最早的诗歌都是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人们有感于自然、生活、情感而创作，人们唱啊诵啊，快乐或悲伤，由此流行于民间，被当时的采诗官采集到，收到了这一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
这些诗是如此地接地气，它们写到了当时自然中的种种植物、花草，荇草、葛藤、车前草，爱情、婚嫁、出征、思念，读之亲切而生动，进入诗中如同回到那个时代。
这证明，诗歌艺术不是某个小圈子的人所为。一部中国诗歌史也证明，诗歌作者广泛，诗歌的读者就会增多，诗歌的影响就会深远。
说起诗歌，我们总会想到唐朝。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唐诗》，全书共900卷，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全唐诗》共收录唐代诗人49403首诗，作者共2873人。可见，唐朝尤其是盛唐诗人众多，这其中还有众多没有入选的诗人和诗作。
诗歌在那个时代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到了唐朝，诗歌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唐代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
唐朝诗歌繁荣奠基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多种条件，但唐诗达到繁荣无比的境地则与科举考试和爱诗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朝的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
高宗调露二年（680年），朝廷规定进士考试第二场加试诗、赋各一篇（首）；开元年后进一步规定这场考试专考诗歌，这客观上促进了全国学习诗歌热潮的形成。
当下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继续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完成脱贫。随着教育的普通，高考录取率上升，普通人群的学历水平提高，这些都成为诗歌大众化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巨变，发展步伐之快前所未有，社会生活的广阔丰富前所未有，人们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时代要求面前，任何一位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都不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习总语）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习总语）
作为人民一分子的诗人，既是诗歌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诗歌艺术的欣赏者和享受者。他们没有理由孤芳自赏，也没有理由不让更多的普通人体会更多诗歌的艺术之美，陶冶自己的情操。
大众化被错认为是质量下降的“大路货”
需要强调的是，诗歌大众化，即让更多的人写作和阅读，并不应该降低诗歌的质量，认为只要诗歌大众化了，诗歌就成为“大路货”，这是错误的。诗歌大众化后，如果出现诗歌质量下降，也是不应该的。
说诗歌大众化后出现“大路货”，在中国新诗起步后不久就有这样的论调。胡适为一改旧体诗僵的毛病，用白话文发起了诗歌革命。胡适的新诗观对新诗的影响很大：作诗有如作文，即用口语写诗，以求更多的人读懂。
这样的诗作因其少了诗语的隐喻抒情功能而受到抨击。
诗人郑敏认为，这样的大众化与“大路货”无异。由于认定大众只能理解苍白无内涵的语言，因此一旦进入为大众写诗的进步诗人的角色，就拿出那种粗制滥造的货色，而每当恢复自己作为诗人的本色时，就又写出不“白”的艺术诗。这种对诗的两重标准，反映在对读者中的大众与内行者的审美品味的不同评价上。一直到今天，大众化仍是一个最晦涩的词，因为它和“大路货”有血缘关系。过于白话的诗，缺乏古典诗词的登峰造极的凝练艺术，读起来语言松散，思路平缓，没有层次。（内容见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页）
胡适写作白话诗是在中国新诗的探索阶段，其诗作无疑是不成熟的，其质量的不如意并不能因此就与大众化的原因搭上界。将大众化的追求，说作是诗歌必须降格以求，无疑是偷换概念。
一些诗人一直有精英或贵族的感觉、意识。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故意写作晦涩难懂的诗歌，用过多的隐喻，甚至生造词汇。为保证所谓的诗歌质量，他们不愿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认为读者反正读不懂，除非自己降低艺术要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象征派诗人，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久居国外的李金发为纯艺术而写作，直至生造出词汇。
近百年过去了，认为优秀诗歌只属于小众的观点，在一些诗人中仍然存在。有人提出，诗歌大众化与小众化是不断泛起沉滓的一个诗学百年问题，认为这个讨论经过多年多次论证，在新诗百年后，再持续讨论下去，犹如轮子空转，并无多大意义。讨论结果无关诗歌质量本身，因为大众化的诗歌很难推进诗歌质量的整体提升，小众化诗歌也并非一定就是高水准。
在近年的一次上海诗歌艺术节上，还有人认为，诗歌是给小众看的，这比较正常，只是给大众写的诗歌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完全的孤芳自赏，完全的象牙塔，也不是特别合适。小众化是诗歌最健康的状态。
一位写作晦涩的诗人称，他的读者包含300年以后的人，包含火星上的读者。唯独对于眼下的读者，对美的要求、对格言的需要、对交流和心灵慰藉的需要、对孤独的需要，他的诗不接受这种意义上的需要的“订货”。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需要层次低了。一些诗人不愿意将自己的诗歌变成这样的“大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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