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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hus(typhus翻译)
雅典,瘟疫,伤寒typhus(typhus翻译)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20世纪的初期和中期,英国医学家克劳福德(Raymond Crawfurd)和麦克阿瑟(William MacArthur)等人都认为雅典瘟疫是斑疹伤寒。麦克阿瑟认定,雅典瘟疫事实上就是虱传斑疹伤寒(louse-borne typhus),并指出在欧洲历史上斑疹伤寒在战争中时常发生。格拉斯哥大学的古典学家、著名的修昔底德评注者高默(A. W. Gomme)也倾向于这一点。因此,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古典学者们中就颇有影响。但当时到底是“人-虱-人传播”的流行斑疹伤寒还是“鼠-虱-人传播”的地方斑疹伤寒,则无法确认。而且,如何解释别的鸟兽也被传染呢?
19世纪中期,英国重要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则认为,雅典瘟疫是伤寒。斑疹伤寒(typhus fever)是由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引起的,而伤寒(typhoid fever)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两者病原体不同,但都有持续发热、腹泻、出疹等症状,也都较符合修昔底德的描述。郝勒德和普尔认为,考虑到斑疹伤寒与伤寒在19世纪初才被区分开来,格罗特当时没有分清也不足为奇。而伤寒可能通过受污染的公共饮用水传播。鉴于当时雅典的供水来自多个不同的泉水水源,同时被污染的概率不大,因此他们对伤寒存疑。
19世纪末期,德国的药理学家科柏特(Rudolf Kobert)曾建议,雅典瘟疫可能是麦角中毒。1955年,萨尔维(P. Salway)和戴尔(W. Dell)又在学术期刊《希腊与罗马》上撰文,认为修昔底德所描述的许多症状与麦角中毒相似。这真是出人意料的推测。麦角中毒是由于人们食用了含有麦角(由麦角菌侵入谷物的壳内所形成的菌核)的谷物造成的,并非传染病。而修昔底德描述的瘟疫无疑是具有传染的(“如果他们接近病人,他们就会亡”),他甚至还暗示患者康复后会产生抗体,不再感染(“瘟疫不会致命地侵袭同一个人两次,至少不会致命”)。麦角中毒的说服力太低。另外,科柏特还推测过造成瘟疫的是脑脊髓热,也是不足信的。
郝勒德和普尔认为,还有一种可能——两种或以上传染病同时爆发导致了雅典瘟疫。但是,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疾病组合能满足修昔底德的描述。很关键的一点在于:“若雅典瘟疫是天花、斑疹伤寒和严重的麻疹的混合物,患者从其中一种疾病中康复,并不会对其他疾病就有防护力。”修昔底德所说的愈后牢固的免疫力也无从谈起了。
此后,他们又相继否定了艾比(C. H. Eby)和埃夫琴(H. D. Evjen)所提出的由驴、马等传染给人的鼻疽病(该病在马中易传染,但不可能导致雅典当时这么大规模人传人的瘟疫),以及威利(J. A. H. Wylie)和斯塔布斯(H.W. Stubbs)建议的另两种由动物传人的疾病:钩端螺旋体病(该病通常有黄疸,但修昔底德对此丝毫未提及)与土拉菌血症(通常是野兔被感染后传染给人或别的动物,但很少人传人)。
总之,运用现代医学来分析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瘟疫,可以确认这是一种强烈的传染病,有明显的发热、呕吐、腹泻和出疹症状,而且除了在人与人之间,还很可能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致率高。基本上可以排除鼠疫、猩红热、天花等,伤寒、斑疹伤寒和麻疹则都有可能,但仍有很多疑点无法确认。因此,郝勒德和普尔倾向于认为,这种古代的疾病现在可能“已经绝迹”,或者“经过24个世纪后它的临床表现变化巨大,已无法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将它的现代遗传变种确认出来”。
考古发现、DNA检测和还原女孩“米尔提斯”
修昔底德为后人留下了关于雅典瘟疫的宝贵史料,但也留下了谜团。梳理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欧美学者都想依据他的文本来寻找与之对应的疾病,但结果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正当人们对发现历史真相感到失望时,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材料。
1994—1995年,当雅典人在修建新的地铁时,碰巧在古代的墓葬区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挖掘出一批埋葬混乱的古代尸骸,有约150具之多,而他们的亡时间正是公元前430年至前426年的瘟疫时期。这批尸骸提供了足够的骨头和牙齿,尤其是牙髓,来做DNA检测。研究者们终于可以通过科学实证手段来尝试查明雅典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了。
凯拉米克斯的墓坑
雅典大学医学院教授帕帕格里戈拉基斯(Manolis J. Papagrigorakis)等人对尸骸中的三颗牙齿进行了检测。前六次的检测显示,鼠疫、斑疹伤寒、炭疽、肺结核、牛痘和猫抓病不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原因。在第七次检测中,伤寒杆菌的DNA序列被鉴定出来。据此,2006年,帕帕格里戈拉基斯等四位研究者在《国际传染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古牙髓的DNA检测表明伤寒可能是雅典瘟疫的病因》一文,认为伤寒很可能是导致雅典瘟疫的原因。而伤寒与修昔底德记载的症状在有些地方不相符,很可能是该病由于时代变迁而发生了变异——正如先前郝勒德和普尔所推测的。虽然近年来仍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如取样有限等),但帕帕格里戈拉基斯等人的检测毕竟是一个重大突破,使对雅典瘟疫的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围绕修昔底德所提供的孤立文本。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遗骸中,有一具是于11岁的少女尸骨,专家们将其命名为“米尔提斯”(Myrtis)。由于米尔提斯的头骨保存得非常完好,帕帕格里戈拉基斯教授率领一个团队对其进行了面部重建。这被认为是首次对古希腊的普通人进行容貌复原。2010年,“米尔提斯:亲临过去”的特展在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等处举办,受到学者和公众的普遍关注。由于米尔提斯是雅典瘟疫众多的受难者之一,可以代表那次重大而不幸的历史事件,因此这位2400多年前的女孩被授予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友”的称号,旨在促进各国降低儿童的亡和疾病。
米尔提斯的复原像
若在还原米尔提斯的面容之后,进而还原雅典当时的历史现场,更会让后世之人感到一种警示。雅典虽然是当时希腊世界内人口最多的城邦,但瘟疫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包括伯里克利和他的部分家人都在此次瘟疫中丧生。伴随人口和经济损失的还有城邦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瘟疫之后,雅典的人口结构发生较大改变。善于煽动民众情绪的激进派“民众领袖”(demagogue)克里昂等人崛起,稳健的温和民主派渐渐失去支持,这对雅典的战事和内政外交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可以说,这场瘟疫不仅对雅典的国运,而且对整个希腊的历史走向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医及国家乎?”修昔底德对雅典盛衰的历史书写或许也有此心吧。而随着现代科技和医学的发展,造成米尔提斯和众多雅典人悲剧结局的原因似乎已被发现,希望人类能汲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并具备新的智慧,尽量减少瘟疫所带来的灾祸。
主要参考文献:
1.D. L. Page,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Plague at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3, no. 3/4 (1953), pp. 97-119.
2.P. Salway and W. Dell, “Plague at Athens,” Greece Rome, second series, vol. 2, no. 2 (1955), pp. 62-77.
3.A. J. Holladay and J. C. F. Poole, “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29, no. 2 (1979), pp. 28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