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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哲玮(上海大学周哲玮现状)
钱伟长,卡门,力学周哲玮(上海大学周哲玮现状)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钱伟长跟随的是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而已。尽管当时所得到的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深信既是同一实质,必将能统一。也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
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出,共24篇论文,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一成绩增强了钱伟长的知名度。经过一年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学界新星在留学生涯刚起步的时候,能写出一流的论文,这让钱伟长竖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唯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工程系。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1943年6月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参加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冯·卡门同时也是钱学森、郭永怀和林家翘的导师。钱伟长和钱学森等人朝夕相处,彼此研讨。十几年后这些人都成了中国航空事业的栋梁。
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他还完成了有关于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
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美国应用数学季刊这年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还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他还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
钱伟长用一种巧妙的摄动展开法,给出高速空气动力学超音速锥流的渐近解,大大改进冯·卡门和N.B。摩尔给出的线化近似解。过去,人们在渐近序列中一般是采用幂级数,钱伟长拓宽了渐近序列的范围,引入了对数函数,这对摄动法是一项重大突破。50年代之后,这项成果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
1946年,钱伟长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力学论文。这几年,确实是钱伟长的科研多产期。他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一颗科学新星。
奠基力学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战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务呢?”
他多次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冯·卡门始终不点头。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1946年8月,钱伟长来到清华大学,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母校已经四壁皆空,门窗全无,到处都是如山的垃圾。抗战胜利后,在复校的师生到来之前,国民委派官员在此接管了三个月。
“他们把门窗弄下来,拿到市井去卖。”钱伟长说:“接收大员把学生床和图书馆的书都拿去卖了。”
钱伟长只得自己掏钱,把图书买回来。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等领域研究,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钱伟长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雷诺型方程,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变分表达式,从而使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他的成果可用于计算润滑轴承问题,计算结果正确可靠。这是润滑流体动力学一篇经典之作。
1949年3月,从内战中恢复的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为副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
“三钱”的称号,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花大量精力,参与周总理领导的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
当时钱伟长等人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后四项成为了国家“四大紧急措施”。规划研讨会上,钱伟长的意见,总能得到钱三强钱学森两人的支持。周总理把他们称为“三钱”。
尽管兼职让钱伟长忙得不亦乐乎,他并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这几年他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方程。“钱伟长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在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力学专著。
凭借着开创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1957年初的一篇文章,让钱伟长吃了二十年苦头。
钱伟长于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提出与苏联教育思想相背的不合潮流的见解。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在当年6月的“反右”运动中,给钱伟长带来了麻烦。他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一切职务。
这是钱伟长始料未及的。但他顽强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并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施展才华。“我没有专业,”他总结道:“我以国家需要为专业。”
酷爱教学与科研的他只能转入“地下”。一些懂行的专家请他开设各类讲习班,诸如为北京地区冶金学界讲授“晶体弹力学”、为航空学界讲授“空气弹力学”、为力学界讲授“颤振理论”……听讲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而且都是系统讲座,常连续开讲数月至半年,为应用数学和力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当年的听讲者中不少人已成了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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