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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缗告缗(算缗告缗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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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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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时期对外的强悍我想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陌生。“务要使夷狄，不敢小视中国，乱臣贼子，不敢窥测神器”这就是武帝霸业的开始，亦是强汉兴盛的见证。自武帝亲政后，西汉就在四十余年的时间接连征服了南越、闽越、夜郎、滇、朝鲜、莎车、龟兹、楼兰、车师、大宛等数十国。因此大汉在武帝和将士们的努力下，疆域是越变越大。汉平朝鲜，置真番、乐浪、玄菟、临屯等四郡。汉平夜郎，置粤嶲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等四郡。

汉朝在原匈奴之地所设立的郡

汉平滇国置益州郡。汉平南越，置南海、珠奎、儋耳、玉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九郡。“强汉”之名自此威震天下，自武帝之后，周边各国数百年间莫不敢不臣服于大汉。但是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武帝之所以能够打赢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其背后少不了那些强有力的人力、武力和财力的支持。武帝每场胜战的背后所付出的各种物资绝对是不可估计的，尤其是西汉与匈奴那十四年的混战，更是耗费物资无数。

与匈奴的战争，武帝动辄就派遣数十万的大军去长途跋涉的进攻匈奴的腹地，这其中虽然每次作战汉军都会采用“以战养战”的方法来获取军粮，但是朝廷依然需支付一笔庞大的军费，再加上战争过程中军马、辎重、人员的损失，和对有功之人的赏赐。比如漠北之战之战，史载“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想想看，从中我们可以想想看赏赐要五十万金，十余万马匹的损失要补充，数万阵亡将士的家人需要救济，再加上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这其中的花费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汉匈河西之战

再加上自与匈奴开战以来，武帝为了瓦解匈奴人就时常厚待从匈奴投降而来的匈奴人。如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人，武帝为了以示恩宠，于是并“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馀巨万。”，也就是当年就这场受降仪式，西汉就花费了数百万的财富。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自惠帝以来所积累的财富，在武帝这数十年的征战中就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快速的消耗。

并最终出现了如《史记·平准书》所载“汉军马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的场景，可想而治武帝与匈奴十四年的战争，国库已经被消耗的一干二净。再加上与匈奴的战争中，又有越来越多的或被俘，或投降，或归顺的匈奴人需要朝廷花费巨资去供养，所以此时的各地郡县的府库早已被这些匈奴人消耗一空。

匈奴浑邪王降汉图

而后可想而知就出现了“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的局面，最终武帝无奈只得“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也就是武帝自己减掉自己的供养，然后从私人库房中拿出钱去供养他们。想想连武帝都得减掉自己的供养，才有钱去供养那些匈奴人，此时的国库又哪有钱了呢？于是在国库即将空虚之时，武帝乃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开始对西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铸五铢钱、西北屯田、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因运而生。而随着这些政策在全国各地的推行，武帝一朝的经济也从原本的“县官大空”逐渐又演变成了“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的盛况。可以说之所以武帝末期整个社会能够在武帝如此“穷兵黩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有一半是得益于这些经济政策在全国的推行。

古代制盐图

而在武帝一朝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中，“算缗令”和“告缗令”个人认为是让武帝一朝获利最丰厚的政策之一。这两项政策不但让武帝在短期之内获得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和货币财物，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并缓和了那些权贵们对于全国土地的兼并。那“算缗令”和“告缗令”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策呢？为何它所起到的作用会如此大呢？

首先“算缗令”是武帝元狩四年推行的专门针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及商人们的车船所征收的一项财产税，《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初算缗钱”。众所周知自秦朝以来，商人们就一直处于一种被朝廷压制的状态，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在琅邪台的一块石头上刻上了“上农除末”这样一段话，并公布天下，而“除末”简单的说就是抑商。而后刘邦建国后，也随之将抑商政策贯彻于全国。

秦始皇东巡琅琊台

甚至刘邦对于商人的压制比秦朝来的更加的严厉。据《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也就是自刘邦建国后，商人们不但不允许穿丝制的衣服，也不能乘车，更甚者还要支付比平常人要多出数倍的税赋，可以说在西汉建国后，商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而虽然在惠帝时期，惠帝以“天下初定”的理由废除了对于一些商人的惩罚，比如征收重税的法律被废除，但是西汉对于商人的抑制却从未停止。

文景时期那些朝中的重臣，如贾谊、晁错等人都曾提出过抑制商人的主张。贾谊曾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这句话的意思就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弃农从商，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但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多，这样迟早会成为大灾。同时随着从事买卖的商人越来越多，靡奢侈的风气也逐渐蔓延至全国，这也迟早会成为一个灾难。如果再任由下去，恐天下的财富迟早会被用光的，毕竟种田的人越来越少，而那些只知浪费的商人们却越来越多。”。

古代经商图

而从贾谊这段话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在西汉多数的重臣都是主张在全国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的，而西汉的皇帝也的确都秉持着“重农抑商”的思想。比如在当年贾谊提出要“重农”的时候，文帝就亲自“躬耕以劝百姓”，可以说西汉的皇帝对于百姓的确很重视。不过在当时虽然整个大汉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主张“重农抑商”，而且不管是在国家法律，还是在行动上，也都采取抑制商人的政策。

但是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载“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整个大汉虽然在法律上轻视商人，但商人的势力却不断在扩大，他们的财富也越变越多。反观农民虽然在法律上被重视，但却是越来越贫穷。再加上地方的官员又都不重视百姓，反而对那些有钱的商人是极尽奉承。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整个大汉百姓的思想就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如此弃农经商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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