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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主要观点)

韦伯,德国,俾斯麦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主要观点)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韦伯成长的一代笼罩在俾斯麦的巨大光环之下。在俾斯麦的强权领导下，德国奉行权威先于议会辩论的治国原则，高效率的官僚组织迅速膨胀。德意志帝国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振兴民族经济的政策，同时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实行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在普鲁士精神的号召之下，德国也从未掩饰向外扩张的野心。

俾斯麦致力于寻求德意志统一的努力，并将一个新兴国家推上世界列强的政治才华，也得到了韦伯的欣赏与倾慕。但与他的同龄人相比，韦伯仍然对盛行的俾斯麦崇拜保持距离。在很多场合下，他毫无保留地批评俾斯麦的文化战争，更是无法容忍围绕在俾斯麦身边，失去独立思考的温顺官僚。

韦伯对德国的认同也有着相似矛盾和紧张。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韦伯曾对德国易北河东岸地区的容克地主经济做过一番详尽的研究。他发现德国东部原本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人口之所以不断减少，正与容克地主的利益相挂钩。他相信这些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而普鲁士的中产阶级更是充斥着没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辈。每当韦伯旅行之时，他常常抱怨德意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了，愤怒地说出永远不回来的话。而作为一名普鲁士的军官，德皇威廉二世也时常是他嘲讽和蔑视的对象。

表现在德意志工人和庶民身上的勤奋、克制和奉献自我的精神，却又唤起韦伯内心最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在万国博览会上骄傲地观看德国工艺品所展示的技巧与工艺，他对巴黎街头的德裔裁缝和鞋匠精湛手艺深以为荣。“这种追求效率、实际、‘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韦伯在晚年写道，“正与其他民族的迷醉和做戏形成对比。”

1904年，韦伯从美国之旅回国后不久，德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相比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先后缔结协约，德皇在外交上采取的毫无策略的游移政策，让德国失去了多次结盟的良机。空洞的吹擂、虚张声势的口号与态度上的反复无常，让德国在欧洲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威廉二世，更是成为了国际舆论的嘲笑对象。

忧心国事的韦伯把矛头指向了臃肿而无能的政治结构。德国这套虚假的政治制度根本没有能力有效率地选取负责任的政治领袖，而对于政治上温驯、技术上完美的官僚机器不受限制地扩张权力，也很难找到制衡的力量。韦伯后来在学术上所做的政治分析，根源都在为德国寻找一个负责任的阶层，能够在列强纷争的国际局势中，有能力担负起领导的使命。

一战爆发之际，韦伯正值天命之年。在韦伯看来，一战是各国之间经济与政治的各种敌对凑在一起而造成的结果。如果德国存在“罪过”，就在于不切实际的妄想与作为上的无能。他承认武力是任何政策的最终诉求，同时又痛斥主战派的战争狂热，会给德国带来灾难。他在1915年写道：“每一次的胜利，都让我们更远离和平。这正是目前状况的独特。”

韦伯敏锐地察觉到，战争的拖延会让美国成为世界工业的霸主，并且预感到美国会在某一时刻卷入战争。为此他批评德国的海军策略，停泊在美国、英国等港口的大量商船最终会被没收而成为反击德国的力量。他急切地请求一位副部长让他阅读波兰的官方档案，得以让他尽快与波兰企业家沟通，却遭到了拒绝。

一战战败之后，韦伯作为专家，代表德国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这是他一生中与政治最为接近的距离。他建议那些被指名的德国战犯主动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政治错误所带来的后果，甚至与鲁登道夫当面展开辩论。一年之后，面对台下聆听演讲的大学生，韦伯在学理上对这种他所要求坚持的“责任伦理”进行了更为精致的分析。

身为一名知识精英，韦伯继承了德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又是一名坚定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是他自愿加诸自身的负担。虽然他没有获得过权力，但他时刻感觉到政治在呼唤他献身。正如他所言：

“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对这个局面而说：‘既是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学术志业

从不愿意冒充蛊惑人心的“假先知”

熟悉韦伯的读者肯定清楚，韦伯在作品中处处显露客观、审慎的治学态度。为了坚持追求精准与持平的表述，他的文章中充满了用于限定和补充说明的字句和条件句，让原本就充满学究气的著作更加显得艰涩。这种治学中的克制与理恰恰与韦伯在参与公共事务中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如同其他新兴的学科，在内在的学术基础和定义没有明确之前，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很难抑制不断扩展研究范畴的自我倾向。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韦伯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社会学乃至所有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学术划定了研究的界限。任何学问都不可避免有其限制，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对这一理念不断探讨，最终发展出了一套他称之为“价值中立”方法学原则。一名社会科学家只能在事实的领域分析和解释现象，对于政治、艺术、宗教的价值判断，学术应保持缄默。

韦伯晚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清晰地展现了他对这种价值的阐释与践行。“一战”战败之际，德国思想界陷入了混乱的纷争之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和观点逐渐趋于对立和分化。当韦伯在1917年、1918年被两度邀请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之时，台下迷茫的大学生渴望的是一位能够指引前路的精神导师。

作为一名极具魅力的讲者，韦伯完全可以顺应年轻人的心愿，但他断然拒绝充当这一角色。尽管韦伯在著作中对于希伯来先知的描述，时常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但他在现实中从不愿意冒充蛊惑人心的假先知。

他格外冷静地意识到，那些鼓舞人心、言之凿凿的说辞只是在编织迷人的幻觉，误导人们走向极端和狂热，最终让这些年轻人陷入悲观和绝望的深渊。韦伯告诫台下的学生，学术不能告诉你生命的意义，甚至也无法自证从事学术本身是否有意义。“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行便是平实的智诚实。”

在这场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世界特征的基本判断。“世界被祛除了迷魅”，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凝练见解。

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生命的意义与宗教的超验存在相连。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理主义与实验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和理智化，已经将精神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

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宏伟悲情掩盖了世界中常见的互相竞争和抵牾的价值，而到了我们的时代。韦伯写道，“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近代世界又走回多神论，只是那些神的名字不再叫做朱庇特、阿波罗、阿弗洛狄忒，而被现代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的解放。

韦伯早年对父母认同的矛盾，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都让他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而互相冲突的本质特征有了深刻的体认。正是由于价值之间相互冲突，理对此无能为力，人应当信奉什么样的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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