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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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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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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他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起草设计。
少年时期的韦伯。
1917年,韦伯在德国图灵根州的劳恩斯坦城堡参加一场会议。居中是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
《学术与政治》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译者:钱永祥
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4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译者:康乐 简惠美
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4月
《学术作为志业》(也译为“科学作为天职”)《政治作为志业》德文版封面。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
作者:[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译者:何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7年7月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作者:[德]沃尔夫冈·J.蒙森
译者:阎克文
版本:三辉·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0月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作者:[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译者:刘北成等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1917年11月7日晚上八点,德国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内人头攒动。听众席上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也不乏声名在外的学者精英,他们都在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演讲,而主讲人正是当时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马克斯·韦伯。
当时“一战”已经接近尾声,德国的外交处境日趋窘迫。国内各种思潮的纷争不休,更让德国的年轻人感到迷茫与无助。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位导师,对时下的种种困扰与未来的人生方向给予清晰的答案。
根据在场人的回忆,韦伯现身时“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这场演讲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正是讲者“长期以来涵泳斟酌的思考,以爆炸的力量当场成篇。”
“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在震撼又发人深省的语词中,韦伯给满心期待的听众浇上了一盆冷水,他用克制却不乏悲观的语气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在韦伯离世百年之后,他的时代诊断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诚如一位德国学人所言,只要现代的历史不曾终结,韦伯的洞见和思考方式就不会过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斯·韦伯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两个世界
家庭内外的“权威”与“自由”
马克斯·韦伯的人生与学术见解,构筑于多种冲突对峙的矛盾之上。我们可以通过他短暂充实、又坎坷挫折的一生,对韦伯内心的紧张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获得大致的了解。
在韦伯出生的年代,寻求统一是德国境内最为一致的呼声。1864年4月21日,韦伯生于图利根的埃尔福特城。就在韦伯出生前的两年,刚刚任命为普鲁士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在七岁那年,韦伯见证了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前举行加冕仪式,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韦伯的父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家,当时还在担任市参议员。得益于家中有一名成功的政坛人物,韦伯在孩童之时就已接触和结识当时德国学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家庭友朋间的往来和四处的旅行,让早熟的韦伯不满足于学校千篇一律的教育方式,也对政治产生了天然的兴趣。
韦伯对于基督新教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母亲的教诲。他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韦伯没有宗教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欠缺宗教共鸣”,但他一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探索和比较世界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响。韦伯在描述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及中国宗教时所展现的超凡的同情和理解,可能源于早年家庭生活中的宗教体验。
由于早年患过脑膜炎,少年时代的韦伯不喜运动却酷爱书本,很快就显示出了智识上的天赋。他在九岁时掌握了拉丁文,十三岁时就写出了两篇历史论文,十五岁时能像大学生一样广泛地摘写读书札记。韦伯在二十五岁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并很快谋得了大学的教职。在三十三岁那年,韦伯就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不幸的是,一路平步青云的韦伯很快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1897年,韦伯的父亲离世。在此之前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吵,韦伯对父母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感到忧心,他看不惯父亲对母亲采用的家长式的管束和控制,更是不满于父亲对此专横傲慢的反应。在冲突达到顶点之时,韦伯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子关系。然而父亲的突然离世抹杀了韦伯与父亲和解的可能,使得韦伯一生都伴随着一种无法消弭的罪恶感。这对韦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场精神危机差点摧毁了一位学术天才和思想巨人。在韦伯夫人的回忆中,韦伯对待工作的态度有着禁欲主义的狂热。但在这场变故之后的七年时间里,韦伯时常陷入精神崩溃,完全无法进行学术工作,还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尽管学校多次用带薪休假的方式挽留,韦伯却对自己无力工作而拿了报酬耿耿于怀,最终还是辞去了教职。尽管韦伯在精神恢复之后的16年里完成了大部分流传于世的作品,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新回归熟悉的大学讲台,此时距离他因肺炎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
韦伯的精神疾病有着家庭遗传的背景,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这场精神危机的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韦伯内心的认同与价值冲突。有些韦伯研究学者指出,这种持续的紧张不安可能来源于韦伯无法调和父亲与母亲所对应的不同价值系统。进入大学后的韦伯也一度想拥有父亲那样的男气概,成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德意志男子:壮实、嗜酒、口叼雪茄,脸上时常留有斗剑的划痕。在韦伯对卡里斯玛型领袖分析中,似乎可以觅得父亲权威形象的身影。
然而,面对普鲁士的尚武精神,面对军方操纵教育机构以“驯服”年轻人的举措,韦伯也是不遗余力地展开抨击。这种沉浸在韦伯理论分析背后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对于受到压迫的普罗大众的同情和关怀,既有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处汲取的精神力量,也有来自他对虔诚信教徒母亲的认同。权威与自由在内心中的紧张关系,很快延展到了韦伯对待德国现实政治走向的态度。
公共事务
将关怀负担加诸自身
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在对学术做出贡献之余,大多也属于中产阶级思想的先锋,渴望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声音,韦伯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更是把自己的精神导师称为“天生的政治家”。
普法战争胜利之后,统一后的德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过程。韦伯从童年开始,一直经历着德国的经济如何赶超英法,终于在两个世纪之交成为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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