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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第克拉克定理(佩蒂克拉克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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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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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君莫笑
轮值主编 | 智勇 值班编辑 | 金木研
一、科技创新,是世界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站在5000年后的今天,回首人类的发展进程,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再到当下的智能时代。
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时代的演进,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尽管1939年之前“Technology-科技”这个术语从未以口语的形式出现),每一个时代,都被科技打下了烙印。
科技史学家林恩·怀特曾说:中世纪晚期的主要辉煌成就,不是大教堂和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庞大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主要依靠非人力动力来生存,而非奴隶或苦力的汗流浃背。
而时代的更迭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早已活在科技的潮流之中。
科技推动国家崛起——回顾前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大国兴衰,背后都是科技带来的“光荣与梦想”。
18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率先成为“世界工厂”,社会生产力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物质水平极大丰富。
彼时,亚当·斯密等人提倡的“自由贸易”思想大行其道,英国通过海洋贸易和对外殖民成为了世界霸主,而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日不落帝国”一时煊赫无比。
19世纪中期,电气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世界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得以建立——德国、日本、美国逐一登上世界舞台的C位。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生物工程引发了信息革命,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起到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各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加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科技就像一颗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燃了大国崛起。
再来,科技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科技不仅创造财富,某种程度上来说,科技等于财富本身。
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提到:1820年之前,世界总体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之后,世界总体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工业革命之后。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索洛模型被提及的最多(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Y=A*F(K,L)或sF(k)=k*(n+g+δ)。
索洛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稳定的。长期,只有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来源。
也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一旦现有技术不再进步,没有创新,增长就会停止。
为了让GDP增长,首先要投入资本,达到增长停滞的时点后,需要投资于技术,技术投资带来创新,而创新会使经济整体提速。
一方面使用“智能+机器”,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流程再造,节约成本。同时,释放更多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迁移,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供给量。
最后,科技改善人类生活方式。
放眼望去,互联网、手机、各种app以及智能硬件等“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极大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而未来,更多尖端科技“AI、生物工程、5G、创新药”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未来生活简史》中提到:三场革命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个化制造革命:3D技术的普及,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掌握设计、制造各种材料的能力,假以时日,食品、药品甚至人类器官,都可以通过3D打印实现;
智能革命:机器人、驾驶自动化、虚拟实体将逐渐占据现有的人类就业岗位,计算机开始模仿人类的部分语言和思维能力,人类也在计算机的相互学习中得到提升;
生物革命:人类将破解自己及其他生物的基因、遗传密码, 赢得对自身及其他物种的生物控制力,并施加干预与影响(当然,上述革命还会涉及到伦理问题)。
总之,从个体、社会到国家,都与科技发展休戚与共。
二、科技创新,是最好的破局之路
当下,我们处在过剩经济时代,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驱动模式瓶颈已现,经济发展需要从“高速转为高质量”。
人口方面,2021年“七普”数据公布显示:全国总人口14.11亿人,年增长率均0.53%,增速进一步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等等结构问题较为突出。这意味着依靠“人口数量大、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不再。
投资方面,一是地方债务危机、金融业杠杆化明显,防范金融结构风险成为当下重要的命题。二是传统的“铁公基”、“房地产”等投资边际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
特别是随着房地产调控加码,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高增长可持续存疑。投资拉动势必将转移到科技创新领域。
总之,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渐走完,经济体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但是告别传统的“旧态势”,进入“新格局”,就必须依赖创新驱动——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其次,数字化时代,围绕消费升级和新基建,“企业+产业”都急需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可以用“配第-克拉克定理”来表述。
即在经济开始起飞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第一产业比重将逐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将逐步上升,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
随着经济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将同时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并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随着我国人均GDP和消费需求逐渐升级,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这就倒逼着生产部门不断提升供给能力(质量和多元化)。
再者,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趋势。
一方面,数字化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数字化通过新基建设施(5G+云计算等),逐步搭建产业互联网,进而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
国际博弈日趋激烈,随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观念日益被西方国家接受。
美国靠着多年的“时间积累”和超高精密度“工艺技术”,在设备领域形成了牢牢的主动权,中国(企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时间和技术,都不是后进者可以一蹴而就的。
比如,禁令之下,“芯慌”成为中国不少行业的梦魇。
尽管中国科技仍有短板,但是并没有缺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全工业门类的国家,几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领域,都有国产替代企业,“卡脖子”现象存在倒逼国内中小企业补位。
近年,中国大陆依托庞大的下游市场,芯片设计领域发展迅速,不但诞生了世界前十的芯片设计巨头华为海思,整体芯片设计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二,芯片封测更是有了长电等国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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