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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交叠模型(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
人口老龄化,人口,储蓄率世代交叠模型(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朱超、易祯(2020年)引入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DSGE模型,对全球194个经济体1960-2017年的自然利率进行测算,并模拟了少年人口冲击对自然利率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少年人口占比上升会引起自然利率的上升。此后,利用前文测算的自然利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不同年龄的人口占比作为人口变量,选取产出缺口等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研究结果认为,0-24岁人口占比提升会推动自然利率上行,45岁及以上年龄组则会对自然利率造成负向拉动。这一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并未存在明显异质。
3、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从要素禀赋理论来看,当劳动力要素数量下降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会倒逼企业利用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进行代替。陈彦斌(2014)研究发现,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倒逼企业使用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来替代劳动力要素,推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第一,促进技术进步,尤其是加快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黄甫喆、陈孝伟(2020)利用具有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我国1990-201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其研究发现,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业升级和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初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就业率,但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入,对就业影响将逐渐趋于负面。
Acemoglu Restrepo(2017)使用169个国家1990-2015年的经济数据,其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对人均GDP增速变化的影响较为有限。老龄化程度越重的国家,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方面更为领先。工业自动化能够有效地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第二,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出生率的下降加强了家庭单个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推动了个体受教育程度整体上升。Lee Mason(2009)利用NTA(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中分国别的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数据来研究人口结构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对整体经济增速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高生育率国家有着更多的劳动人口,但人均人力资本投入较低;低生育率国家人均人力资本的投入明显高于高生育率国家。两者存在着质量和数量之间的转换(trade-off)。其对经济增速影响的核心在于,经济产出相对于人力资本变化的弹与人力资本相对于生育率变化的弹。
另一方面,居民预期寿命的延长、工作时间的延长会推动居民增加自身的教育、学习投资。Ben-Porath(1967)提出,预期寿命延长会增加教育投资的获益时间,因而促进个人早期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也被称之为“Ben-Porath机制”。Cervellati Sunde(2015)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是个人教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变量。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预期寿命较短时,人力资本形成的边际成本非常高,人力资本投资相对受限;但是,随着人力资本效用增强,其将带动经济增长、预期寿命延长,从而促进两者之间形成正向循环。
王云多(2015)认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将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年轻人将倾向于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短期劳动供给减少、产出下降,老龄化经济成本提高,但长期可为社会提供更多高素质劳动力,降低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Guest(2011)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劳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但是年老劳动者的工作经验以及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可以一定程度抵消年龄提升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多举措增加劳动力供给。Hyun-Hoon Lee et al.(2013)利用局部调整模型,使用80个国家1960-2005年经济数据来研究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老龄人口比例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少儿人口比例的提升反而会由于抚养的负担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其认为更高的退休人员储蓄率、更高的劳动参与率、适当引入移民是更为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第四,发挥老龄化的“财富效应”。蔡昉(2010)提出,将老年人口比重提升可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视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可通过建立具备积累功能的养老保障体制、提高资本市场的保值增值能力、扩大教育资源、扩大劳动参与率等方式改善老龄化对劳动力要素的抑制作用。
第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刘穷志和何奇(2012)构建了拓展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对应的实现均衡增长的财政政策。其研究发现,当人口老龄化能促进经济增长时,财政政策应增加支出规模尤其是健康保障支出。而当人口老龄化抑制经济增长时,应减少财政支出并加大公共教育支出。
蔡兴(2016)利用中介效应方法以及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进而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这种倒逼效应受到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
人口老龄化同样会产生结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既包括消费倾向、消费偏好改变影响产业需求的机制,亦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变化影响生产要素的机制,亦。在生产实践中,亦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分化。
1、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倾向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加重养老负担,导致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预期寿命的不确定等可能使储蓄率不降反升。
(1)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效应”
Modigliani 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构成了新消费函数理论,也成为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储蓄影响的主要理论基础。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人口老龄化往往带来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居民收入在进入老龄阶段后逐步降低,居民消费将更多依赖青壮年阶段的储蓄。许多学者从宏观层面数据展开的研究亦支持这一结论,即人口老龄化通过老龄人口抚养的“负担效应”,降低储蓄率。
Loayza et al.(2000)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102个国家1965-1994年的经济数据,利用缩减式线模型研究各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其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化率、老龄人口抚养比和幼儿人口抚养比均会对私人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其GMM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8、-0.66、-0.30。
Bosworth Chodorow – Reich(2006)利用了85个国家1960-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储蓄率、投资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的影响明显,且在不同区域,这一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Horioka(1991)利用日本1955-1987年的国民收入账户数据对日本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日本储蓄率下行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Braun et al.(2007)构建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衡量人口结构变化对日本储蓄率的冲击。其研究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解释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储蓄率9个百分点下行中的2-3个百分点。并且由于日本老龄化程度较深,即使是较大程度的TFP回升亦难以扭转储蓄率的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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