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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理论)
社会,疫情,中国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理论)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其心理基础是贪慕虚荣——我是消费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看到我好像很光鲜亮丽，但与此同时我的财务状况在恶化，我就只能降低购买水平。这样一种“等级”的观念说明人们还是会认同什么是比较“高级”的，什么是比较“低级”的。消费主义是一种符号，一种观念，你希望通过这个观念传达给外界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你的品味如何，不同的人靠它来区分社会等级。
中国还是这样一个消费驱动的虚荣社会。消费社会里符号化的消费存在的前提是人——我想得到周围人的赞许和钦佩。当这个形成一种社会共识，进一步成为社会规则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机制，它会不断自我更新，推动社会往前走。
界面文化：近年来许多人把当下中国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物质财富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你怎么看这种比较？我们是否可以用日本社会的历史来推测中国的未来？
孙骁骥：情况不太一样。大前研一有本书叫《低欲望社会》。如今，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0%，已经进入低欲望社会。以前日本消费繁荣的时候，老年人所占比例是8%左右。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之所以能够平稳过度，是因为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信任感、社会发展比中国更健全，所以能抵御消费不足带来的冲击。中国的低欲望社会是“我的欲望其实挺高的，但现实很骨感，我做不到”。中国的民间社会生长是不充分的，一旦消费出现回落，经济出现问题，没有护板来缓冲，这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冲击会非常大。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也引用了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概念，指出当下中国中产也呈现出某种“下流化”趋势。是否能在中国语境内再展开谈谈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下流化”是不是也是一个全球趋势？
孙骁骥：是的，全球中产都在下流化，但我和三浦展的解释不太一样。我认为下流化就是收入比例的相对下降——中产这个集体的总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在下降，与此同时富人更富。
但中国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严格来说中产是不是一个“阶层”都是问题，因为阶层不是简单的个体相加，阶层必须要有为之代言的组织结构。中国的中产只是纯粹收入意义上的经济群体，更准确的说法是中间收入者。中国的中产如何定义？有些人说是有房有车，房价如果不能再稳定上升，中产的总资产就会缩水，债务的比例就增高，这对中产来说是不利的前景。中产也是深受消费文化影响的一群人，他们有这种信息来源渠道，也有这种追求。人在温饱以后总是想要有更多自我认同，这意味着你的时间和金钱会投入到一些和生产毫无关系的地方，对于收入提升显然是没什么帮助的。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存量博弈时代。所以我建议各位摆脱“中产”的幻觉，控制消费的欲望，提升收入的欲望，要把钱用来投资、储蓄，不要购买无意义的商品。不得不花钱的时候，可以将每一笔开支都视为投资。经济是有周期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很少有人能挺过冬天。人想要抓住机会实现财富自由一般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科技革命爆发的风口，一个是债务周期的末尾。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怎样留住财富，让财富稳健地升值，避免过多的消费，让自己撑过债务周期。这就是消费史的现实意义。
只有当中产这群人活好了，真正稳定了，这个社会才会在总体上变得更好。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连通上层和下层的通道，他们既能反映贫民阶层的想法，又能反映富人的观念想法，是各方诉求资源汇流的阶层，所以这个阶层很重要。
消费社会终将结束，之后的社会是另一种形态界面文化：疫情将增大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否会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孙骁骥：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明显下滑，这个趋势不会变。可能若干年后会触底反弹，但肯定底部不是现在。
我觉得中国需要改变整个思路才行。消费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它的前提是房地产的崛起。2008年到现在，全球都在做量化宽松，但有些国家抓住了机会，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比如说印度，它的软件开发、外包做得挺好，虽然印度国内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作为量化宽松趋势的领头羊，美国在过去十年里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目前证券公司会用人工智能来看股票，很多其他行业也投入人工智能的应用，它的底层研发就是2008年开始的，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进化了那么多年，到了2015、2016年，至少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就非常普遍了。美国利用金融海啸这个时期实现了技术更新，不知不觉实现了产业升级。这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界面文化：你在《购物凶猛》中提出，从1980年代末开始，物质选择的自由与国家经济增长深刻绑定，成为人们对理想国家的愿景。从今往后，这个愿景还能继续激励中国人吗？
孙骁骥：谁都希望有很多物质选择，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这很正常，在以后都会是一个愿景。只要全球消费社会的形态没有终结，这种愿景就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全球所有人的。但除此之外，中国人可能对其他方面会有更多诉求，比如说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和谐，和更人化的社会运作模式，而不单单是消费需求。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当你在某一方面的需求已经达到极致，你可能就会回头看看其他的方面。当人们不断追求消费端的东西，却发现连生活基本保障和个人安全都成问题的时候，消费有何意义？如果社会基础设施不足，这种消费就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心态是扭曲的——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追求了，这是一种恶意的、报复的消费。
以后我们可能真的会停下来反思一下，除了消费，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给予民间社会更多成长空间，让社会的层次更多一些？在消费的基础上，人要不要有信仰，需不需要有一些内在的追求，而不是把一切都建立在物质、他人评价和简单的快感之上？因为疫情，我们是否能有这样的反思，把目光稍微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和谐上，我觉得中国社会会更完整一些。
肺炎疫情开始后，很多人在家里待着，和家人的关系反而变好了，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可能疫情中会有很多人间的生离别、各种不得已的事情，有过这些经历后，人们可能会反思，会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把目光移到人、价值观和信仰上。我觉得这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调剂品，可以调和社会矛盾，让社会不至于走向消费极端。我觉得应该会这样发展，只是程度和快慢的问题。
界面文化：在对消费主义进行反思后，你认为未来的消费者将是怎样的？
孙骁骥：我觉得以后中国会分成不同的消费人群。一些地方的人还是消费至上，不停地买，但一些比较讲究生活质量的、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大城市居民会追求一些别的东西。就像现在很多日本人追求比较简洁的生活方式，把生活过得更素雅、更“佛系”一些，他们不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想换一种活法。简约型的生活、节制的消费，以后会在最前沿的一些城市群体里流行。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小清新”这样了，不太消费，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的，所以以后中国的情况会比过去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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