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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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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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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流行的名词，经常出现在众人的笔下和口语中。可是要给这个名词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却多少令人有几分踌躇。因为“资本主义”一词的分量并非无足轻重，而且中外学术界迄今似乎尚未达成广泛的一致。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最先确立于16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在几百年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比“资本”（Capital）及“资本家”（Capitalist）更抽象，所以出现的更晚，而且很少被使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作家的论述，特别是经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资本主义”一词广泛使用，还是进入20世纪后，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该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而在政治论坛和学术界反复提及，以至被认为“过度滥用”。希顿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是如此混杂”。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拒绝在学术著作中使用该词。一些学者认为，既然资本主义一词被高度政治化和过度滥用，就该自此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又必然立刻感到缺憾。事实上，至今，资本主义一词仍然在普遍地被使用：松费尔特说得好：“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

何谓资本主义？它应该是特定的又是相当丰富的概念，涵盖经济，也涵盖法律政治关系和思想观念。经济不仅指城市工商业和商人，也指农业和农民。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基础，工商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乡村经济，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结果在乡村和城镇催生了一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所谓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相应的法律契约关系和制度，相应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相应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及其保护。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起源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经济的、法治的、观念的和制度的等等，它们之间水乳交融，难解难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一种受法律制度保障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的不断扩大。没有法律的保障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自由的企业，后者则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支点。总之，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本是相当丰富的话题，不能过于简单化、物质化和教条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国内史学研究并没有将资本主义起源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虽然也发生了一些争论，可依现在的学术水平看，争论的问题多为细节末枝，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哪一朝代、雇佣劳动又发现了什么史料等；而对资本主义发生特征的“正统”解释，则没有产生多少疑义。所谓正统解释来自较为僵化的苏联史学，当时他们特别强调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商品经济和农民的分化等，同时相当机械地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进程的论述，并将不同国家的历史强行纳入他们所认定的西欧范式。因此，那一时期我国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是在一个既定的、不容置疑的框架下进行的，那就是：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大利稀疏地出现，包买商支配下的手工工场从分散到集中，随着新航路开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发展起来。这样的叙事并不违背历史事实，问题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不充分，仅仅是一个侧面。那时对该问题的探讨几乎完全归于经济领域，特别是工商业经济，而生产方式的丰富内涵又被极大地萎缩了，似乎仅仅相当于私人雇佣劳动。所以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讨论中，私人雇佣劳动几乎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同义语。

改革开放后，在思想解放春风的吹拂下，现代化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此引发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起源问题。最初，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于是我们的目光转向国外，发现资本主义起源居然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点问题之一，而且是在一个相当大的思考空间展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80年代，曾经发生过两次国际大讨论。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注重从商品经济因素或人口因素解释，有的注重从宗教观念的角度解释，还有的注重产权革命或思想观念的变化。分歧的结点在于：资本主义是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还是思想观念的？看来，强调任何单一因素都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国很多学者也意识到问题之所在，试图跳出传统窠臼，探求一条新的认识路径。

说起我国新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能不提起陈平的一篇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春，20世纪70年代末，见于《光明日报》。 现在看，该文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并不是因其论证缜密、逻辑严谨、史料翔实、运用准确，而是他看问题的角度冲击了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套路，令人眼前一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作者说，在于二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即农业生产一直以粮为主，而不是欧洲那样的农牧混合经济结构。农牧混合经济要求贸易和分工，因此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两年后，周广远完成了对该观点的专业阐述。他在《世界历史》发表的“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 一文， 与陈平一样，仍是以“混合经济结构论”为切入点，但是前提和落脚点还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前提”。可见，虽然切入点改变了，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仍然是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

其后，不断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总是热情参与，同时又期盼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当时涌现出不少成果，例如政治制度作用论，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作用论，私人财产权利体系论，城市作用论，以及传统的市场商业作用伦等。 80年代及其前后的讨论有不少打动人的新意，可惜持续的时间不长，论述也有待于深入和系统，而且远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更谈不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讨论基本局限在学术圈，对社会、、教科书乃至国民教育的影响不大；后者对资本主义的一般认识年深日久，习以为常，很难为知识群体的短时间内的几篇文章、两本书所改变，大多还是停留在以前的层面。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明显降温，另一方面人们对该问题的一般看法仍然没有多少变化。这一点反应在人们对来自欧美人的《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等作品的态度上。几年前国内曾经“热炒”《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其实，这些作品关注的中心仍然没有离开经济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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