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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6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9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6年，获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1997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99年，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2015年3月，被台湾大学授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
2015年3月，被澳门大学授予2014年度荣誉博士学位。
2017年2月，已放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教授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此外，杨振宁还获得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罗马教皇学院）院士以及巴西科学院、委内瑞拉科学院和西班牙皇家科学院等多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科学院的院士荣衔，以及多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人物轶事
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血浓于水
《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记载：“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杨振宁回到祖国，探望了病中的父亲杨武之教授，首次见到了自己的岳父杜聿明和岳母杜曹秀清。在上海，他访问了复旦大学、中科院生化所和生理所；在北京，他访问了北大、清华、中科院原子能所和一些工厂、农村和医院。他见到了他敬重的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见到了他的同窗挚友邓稼先、黄昆。
1971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和他的亲属。在席间三小时的讨论及宴会后两小时的谈话中，周总理详细询问了美国的社会情况，杨振宁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看法。
杨振宁在1971年春中美关系升始解冻后不久，即毅然率先访华，叩开了中美之间紧闭了三十多年的科学大门，意义重大。聂华桐教授用“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来描述杨振宁的爱国情怀，并认为“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杨振宁首次访华后回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多次找他，他非常镇定而坚决地答道：“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我的亲属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这并不触犯美国的法律！”杨振宁后来说：‘到1972年夏天作第二次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同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时，诚恳地请他就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杨振宁坦率地直抒己见：中国在教学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他还谈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事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及时给予落实。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原院长聂华桐：
杨先生是牢记根本的一个人，对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多年来和他相处，我深深感到他对中国的关心，关心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是在改善，关心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心培养中国的人才，关心中国的前途。对于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扶助。不仅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就是在华侨社会的人，也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中国的那种骨肉之情，在我和他相处的16年里，是深深的感受到了的。
1971年，中美关系稍有松动，他马上就决定回中国来看一看。回到美国以后，他对中国的情形作了很多报告。由于他的名望和地位，他的作风和为人，他的演讲和报道在美国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先生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杨先生还花了不少时间，尽力为在美国的华人做些事情。譬如，在美国有一些华裔认为美国的华人不够团结，于是组织了一个全美华人协会。杨先生做了这个协会的主席，对他个人做学问来说这是一个牺牲。这个协会建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宣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中美建立邦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譬如，在中美建交之前，全美华人协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极力主张中美正式建立邦交。
此外，以杨先生为主席的全美华人协会还尽力去促进美国华人的团结。他花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力，设法来把华侨社会团结起来，一方面能为华侨自己争取福利，另一方面也能为中美之间的交流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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