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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万国,公报,中国林乐知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八年 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这些课程涉及面较广，尤其将英语和琴韵作为基本功加以训练，对中国学生来讲多有困难。加上所招学生入学前没有基础，年龄上也相差较大，给教学增加了难度。为此，林乐知坚持“因材施教”，将学生分为特等学生、头等学生（又分一二三班）、二等学生（分作一二三班）、三等学生（分作一二班）和四等九级，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效果自然很好。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中西书院的学生每天早晨必须“恭读圣经”，并作统一的祈祷仪式，星期天则要往教堂作礼拜，但并无系统的圣经课，也不规定学生有传教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林乐知是很开明的。1887年后，林乐知的主要精力转向广学会和办报纸，对中西书院过问较少。1895年他辞去中西书院校长的职务，由美国监理会另派人主管。后任校长的传教士一改林乐知的风格，加重了基督教课程，将书院办成了一所地道的教会学校。至1912年，中西书院迁往苏州，并入东吴大学。
中西书院前后32年，虽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但培养了一批有一定西学基础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门、海关、对外贸易、近代工厂、新式学堂、北洋海军等地方，皆有中西书院的毕业生。当然，也有一些人服务于外商和列强的侵华机构，还有出国留学的。总之，中西书院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和封建传统相对立的、大体能适应近代社会的新人。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换意义重大。同时，中西书院否定了清廷的科举制，传播了美国式的教育制度，对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范作用。在创办中西书院的同时，林乐知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中西女塾，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从总体上看，林乐知办学校，其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消极方面居于次要地位。
创办《万国公报》
1874年，林乐知创办了《万国公报》，英文名《Globe Magazine》， 7月1期，至1883年停刊。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至1907年停办。实际上，《万国公报》是林乐知最早创办的《教会新报》的继续和发展。《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创刊于1868年9月，每周出1期，共4页，约6千多字，目的是宣传传教的意义，交流信息，使教徒相亲相爱，互相交流感情，同时也刊登一些各国消息、国内趣闻、科技知识等，每月定价洋银1元，一般教徒可以订得起。该报的销售量大体在1千到2千多份，主要限于传教士较活跃的地区。为了吸引读者，第2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谕和一些政治、社会新闻，第113期和116期还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Thomas F.Wade)的《新议论略》。这两篇论文都建议清廷效仿欧美，除旧布新，进行全面改革，在朝野有一定的反响。林乐知转录这两篇时论，显然是为了扩大《教会新报》的知名度，但从总的倾向看，该报以教务为主，较少过问政治，因而发行量一直上不去。严格来讲，《教会新报》是一份教友通讯，为教徒所欢迎。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在厦门附近的小山乡就订阅《教会新报》，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有详细记述。可见，《教会新报》是教友间获取信息的主要园地。
1874年，经过改刊，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其办报宗旨虽仍以教务为主，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对晚清社会政治的关注和对中国各阶层民众及官吏、知识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响。林乐知十分自信地称《万国公报》：“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沈毓桂在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号上曾发表了《兴复万国公报序》，讲林乐知主编此报“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廓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概括其内容称：“至其内容宗旨，虽仍然不脱传播基督教义，沟通教会消息，然亦负担起推广西学之责，于西洋科学知识，史事人物，国家现势，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一时视为新知识之重要来源。凡关民族自立，主权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启发。嗣后变法维新运动，很显著受其鼓吹之影响。而其时学会林立，各地纷纷创办报刊，却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拟。”这一概述，大体把握住了《万国公报》的脉搏，也充分反映出林乐知在19世纪80年代后传教策略的根本变化，即以关心时事、传播知识、更新中国文化、培植人才，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林乐知的文化活动，特别是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一旦和晚清的社会热点以及广大民众的视角有所联系，就有了广阔的市场。《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之后由原来发行几千份猛增到了1万8千多份，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万国公报》之所以对晚清的中国人有较大的吸引力，一是在于其大量介绍和评论中国的时政；二是及时传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戍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孙中山反清革命等，在《万国公报》上都有较详细的报道和各种评论。甲午战争时期，该报及时报导了中日的战况、世界各国的态度、清廷对外交涉和日本的外交，吸引了关心国家命运的晚清臣民。林乐知还以“美国进士”的名义写了多种评论，如《中美关系略论》、《广学兴国说》等，虽带有明显的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和殖民主义的说教，但也有某种参考价值。他后来将在《万国公报》发表的这些文章辑为《中东战纪本末》，一时成为畅销书。戍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对改革颇有兴趣，有关光绪帝和康梁维新派的报导很多，也对维新派支持甚力，还发表了大量传教士对变法的建议和评论。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万国公报》站到了对立面，大加攻击，还发表了《山东义和拳匪论》、《京津拳匪乱事纪要》，暴露了传教士对义和团排外和反帝的仇视，但也保留下了一些难得的史料。对清末的新政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万国公报》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议论颇多。
《万国公报》在介绍欧美的新知、新学方面用力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制造、铁路、轮舟、邮政、农业、渔业、开矿等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林乐知都加以译介，并配之以图，给晚清的中国民众以一种新鲜感。欧美的一些近代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万国公报》亦刊出了他们的传记。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来说，《万国公报》是功德无量的。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该报也有选择地进行传播，如西方的经济学、货币理论、市场学、对外贸易、管理科学、教育制度、法学、图书馆学、政治学、议会知识等，都有这样那样的介绍和评价。欧洲刚刚兴起的社会党的活动和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作了报导。该报第121期～123期连续介绍了欧洲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并叙述了其基本主张。可以讲，晚清中国人最早是通过《万国公报》了解社会主义的。《万国公报》实际上变成了晚清传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青年，从《万国公报》得到了启迪。康有为当时的一些论著，就吸收了《万国公报》上的不少知识和理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某些文章，亦明显有《万国公报》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也受到了《万国公报》的影响。客观地讲，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作的大量宗教宣传，影响力并不大，倒是其配合宣传宗教而介绍的西方文化打开了晚清中国人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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