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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日本,自己的,鲁迅大江健三郎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大江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不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生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
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大江试图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大江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u2018正派的u2019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u2018人道主义者u2019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
接着，大江的受奖辞谈到了自己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渡边一夫。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时期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u2018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u2019――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周围的日本乃至周围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郑义和莫言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而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
“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u2018小说的精神u2019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
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u2018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u2019，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u2018前所未闻的企图u2019，确实是一位u2018庞大固埃(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王)式的、了不起的企图u2019的人。”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u2018撕裂开来u2019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刨伤。
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作品评价
大江对传统文化十分执著和尊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很好地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859―877年间)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这位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异常热情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予以吸收，显现出一种“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
在谈到授奖原因时，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氏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玄)。
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
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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