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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日本,自己的,鲁迅大江健三郎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年)，正是作者在这种苦闷之中创作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同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的那样，“在大江健三郎的所有作品里，这是最为出色的一部”。
在这部发表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的作品中，当主人公鸟在面临脑残疾婴儿的生死抉择――或听从情妇劝告，借黑市堕胎医生之手埋掉病儿，或接受医院建议，为病儿施行脑疝气手术以拯救其生命――时，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
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同会留下严重脑残疾的儿子共度生涯，从而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部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年)也属于这一类表现残疾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被称之为现代传奇小说的作品中，白痴儿的父亲蜜三郎与从美国回来的弟弟鹰四，一起返回故乡四国的群山之间，卖掉了百年老屋并寻找这座老屋所象征的祖先的谱系。
早在万延元年(1860年)的农民起义中，他们的曾祖父(身为村长的老屋主人)与其任义军首领的弟弟相互对抗，最后曾祖父杀死了纵火焚烧老屋的弟弟。为把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同朝鲜人抗衡，鹰四用卖老屋的钱办起一支足球队，蜜三郎却通过此事从鹰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
在计划抢劫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失败后，鹰四承认了奸污白痴妹妹并在致其怀孕后逼迫她自杀的事实，随后自己也用猎枪自杀身亡。蜜三郎与妻子商定，要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鹰四的孩子。
在整部作品里，作者以故乡四国的群山、森林和山村为舞台，把虚构与现实、“过去”、“当下”、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幅离奇的画面，并借该作品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人类应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与前一时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1963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主要题材，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
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年)、《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68年)等长篇小说。此外，大江健三郎在随笔和文学评论领域也非常活跃，著有《广岛日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
诺贝尔奖
授奖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辞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
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
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u2018变异的现实主义u2019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
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
演说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受奖辞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其他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文艺理念和文学主张。
大江说，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这里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以“暧昧”这个词为起点，大江的受奖辞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处境和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的关联。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u2018美丽的日本的我u2019。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u2018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u2019，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u2018暧昧的日本的我u2019来表达。”
受奖辞认为，日本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大江自己，身为被刻上子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大江则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
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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