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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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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转机出现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候马克・吐温已经出版了《汤姆索亚历险记》 、《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八八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一八八九)等四部重要作品，通过创作实践，他自己也逐渐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一些早就认出马克・吐温不同凡响的批评家、作家，如C.H.威伯、勃瑞特・哈特、威・迪・豪威尔斯，现在不再是少数派，他们当初的意见越来越为多数人所接受，其中豪威尔斯(W.D.Ho wells)的观点尤其明确。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他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一九一0年，马克・吐温去世那一年，豪威尔斯在《我的马克・吐温》(MyMarkTwain)一书中作出当时对马克・吐温的最高评价：　　爱默生、朗费罗、洛威尔、霍尔姆斯――这些人我都认识，我还认识我们其他的智者、诗人、先知、批评家、幽默作家；他们互相类似，象其他文人一样；但是克列门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企及的，他是我们文学中的林肯。正当马克・吐温在天堂与塞万提斯、莫里哀等喜剧大师欢聚的时候，人类又传噩耗。一九二○年，一位名叫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Brooks)的批评家，运用精神分析法对马克・吐温进行解剖，发表了一部全面否定马克・吐温的专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The Ordealof Mark Twain)。他认为马克・吐温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却具有屈从环境的软弱性，在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东部上层阶级文学趣味的强大压力下经不起考验，终归失败。　　布鲁克斯把马克・吐温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童年是在一个缺乏温暖的家庭里度过的。他幼时有梦游症，说明他有两个自己、两种倾向、两种愿望：一方面要表现个性，一方面又屈从母亲。他站在父亲的棺材前向母亲保证今后“要做个好孩子”，证明他顺从严禁自己的加尔文教的社会环境。他家庭之外的生活环境同样糟糕：汉尼伯尔镇地处开发不久的中西部，是“文化的沙漠”，“天才的种子必然会死亡”。第二阶段中，在密西西比河上四年的领港生活，是他与社会关系最融洽的时间：他赚钱，家里人满意；又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

开头几章写得极有诗意。可是到了西部之后，他为投机发财的社会风气所包围，又一次放弃艺术的追求，头枕找矿致富的美梦。那么他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布鲁克斯说：“他下意识的愿望是当艺术家，但这是发挥个性的行业，而发挥个性在他母亲看来是罪恶，在社会看来是耻辱。母亲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他做个生意人，而他又不可能调动自己身上必需的能量去满足这个要求。美国作家们一生中经常遇到这种困境！我们看到，这种困境终于导致马克・吐温变成了幽默家。”按布鲁克斯的理解，马克・吐温之当幽默家，与他想找到矿脉发财同出一源，是他又一次出卖自己艺术天才的例证。　　第三阶段是到东部同奥丽维亚・兰登结婚之后。布鲁克斯认为，这位富商的小姐生活圈子狭窄，唯父辈意见是从。马克・吐温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不得不同时讨好她那个社会圈子，而那个高雅而又庸俗的社会之所以接受这个“没有教养的”西部幽默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才能能够赚钱。奥丽维亚根本认识不到她的丈夫是天才，却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把关，经常删改马克・吐温的作品。她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利・费恩》高得多！马克・吐温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天才去炮制迎合群众趣味、能赚大钱的小说。布鲁克斯惋惜地说“马克・吐温实际上找了一个第二个母亲”！另一个对他发生巨大影响的人是《大西洋月刊》主编、全国闻名的批评家、作家豪威尔斯。马克・吐温把他当成“解罪神父”，豪威尔斯怎么说他怎么改，把他的批评意见当作金科玉律，而豪威尔斯的主张是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斯文传统”就是“通过豪威尔斯改造了马克・吐温”。　　这里，布鲁克斯再次运用他的“双重性格说”：马克・吐温身上“那个不自觉的自我”本能地反叛豪威尔斯的艺术观点，他大骂简・奥斯丁就是发泄对豪威尔斯的不满，因为后者把简・奥斯丁推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马克・吐温的软弱性是主导的，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从属豪威尔斯的地位。布鲁克斯认为，马克・吐温在“第二个母亲”和“解罪神父”的改造下，扼杀了艺术的自我。他到晚年懊恼不已，连声诅咒人生。他“谴责失败的人生，恰恰表现了他自身的失败。”这是布鲁克斯最后的诊断：　　　马克・吐温是一个受到破坏的灵魂，受挫折的牺牲品。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所提供的无数病例一样，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他晚年的懊丧。他受到阻碍，遭到分裂，甚至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因此他身上的诗人、艺术家本性萎缩成了愤世嫉俗者，整个儿人成了一个精神虚弱者。《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反对的有之，赞同的也有之。布鲁克斯的分析无疑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明显是方法论的错误。他不是全面考察马克・吐温的全部材料，分清主次得出结论，而是先有一套概念，然后选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其次，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阿・庇・佩因(A1bert Bigelow Pai-ne)的马克・吐温传记，这本传记出版较早，有些材料不甚可靠，如马克・吐温站在父亲棺材前向母亲保证这一传说。同时，作者否定西部幽默也暴露了他贵族化的偏见，他把这种文学形式与传统的形式对立起来，说明他自己也还没有摆脱“斯文传统”的影响。

《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仍然是马克・吐温批评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布鲁克斯提出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马克・吐温某些作品质量不高，明显是为赚钱仓促成章；这不能说同美国商业社会毫无关系；他后期确有悲观懊丧情绪，尤其表现在《什么叫做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中。这些问题是严肃的，不容回避的。而且布鲁克斯作为有独立见解、有远见的批评家，一直怀有严肃的目的。他的本意是想打破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束缚，抵制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腐蚀，他是为创造新文化而呐喊。所以马尔科姆・考莱说，自“布鲁克斯以来，批评风气为之一变”。　　可惜的是，布鲁克斯在选择马克・吐温作靶子的时候，由于对西部文化的无知，又套用他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知识，使自己丧失应有的说服力。布鲁克斯的观点自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批驳最猛烈的是伯纳特・德沃托(Bernard Devoto)，他的《马克・吐温的美国》(Mark Twain’sAmerica，一九三二)是捍卫马克・吐温的代表性著作。德沃托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西部文化造就了马克・吐温，而不是相反。二、马克・吐温到了东部以后，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绅士阶级。德沃托本人来自西部，是研究西部文化的专家。他认为，西部并非一片沙漠，黑人、印第安人和来自各地的白人拓荒者、移民，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在拓荒活动中形成不同于东部的西部文化。许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经过说故事人、记者和作家们不断的艺术加工，具有粗犷开放、幽默、诙谐等特色。马克・吐温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加以发展创造，成为杰出的西部作家。他作品中宽广的视野、诗的质地也都与拓荒地区的大森林、大河和大草原密不可分。德沃托指出，西部也有坏的方面，凶杀、赌博、宿怨、格斗等等时有发生，这一些也在马克・吐温作品中出现，所以马克・吐温表现的是大西南地区整个的文明，是美国的全面形象。　　《马克・吐温的美国》还认为马克・吐温夫人和豪威尔斯为马克・吐温作品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删去粗话、俗语和有可能得罪人的用语，不仅不涉及主要内容，反倒帮助马克・吐温去掉西部幽默中一些低级的东西。“改造马克・吐温”既谈不上，又何来“出卖自己的天才”呢？德沃托总的结论是：在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接触到美国生活这么多的方面。他思路阔广，不安于现状，不知疲倦，什么事情都要探个究竟。有人说他的幽默不触及那个时代的弊端，实际情况是：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他那个时代的弊端很少不被他嘲弄过、讽刺过、讥笑过。政府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包括贿赂、腐败、收买、把人民的正义当儿戏等等，他全评论过。有人说他向社会上的庞然大物投降，然而抨击那个腐败的美国的批评用语“镀金时代”，正是他想出来的。在他创作的宽阔范围之内，社会的烂疮疤他没有一个不揭的。　　《马克・吐温的美国》出版后，马克・吐温的批评家们明显分成两派。德沃托之所以没有完全说服布鲁克斯派，原因在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德沃托或者没有涉及(如马克・吐温作品艺术质量的不平衡问题)，或者轻描淡写(如后期悲观情绪问题)。这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依然关系到对马克・吐温的总评价。马克・吐温许多材料尚未问世，也使两派分歧无法终止。正如德沃托所说“在这些材料未公布的情况下，对马克・吐温的一切批评都不是定论。”　　布鲁克斯与德沃托两派之争，也反映到三十年代美国左翼文艺批评家中来。V.F.卡尔弗顿在《美国文学的解放》(一九三二)一书中批驳布鲁克斯的“失败说”，认为马克・吐温《傻子国外旅行记》(一八六九)是“头一部美国作品”，因为“其中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艺术方面”。照卡尔弗顿分析，“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全美国甚至美国的劳工运动都是受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所控制，他所能采取的最先进的立场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吐温这样的人来说，这通常就是革命的立场。”同样是左翼批评家，《新群众》的主编G.希克斯却同意布鲁克斯的观点，说马克・吐温如果“不屈从于传统的压力”，“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小说家”，而现在只“落得个供人消遣的作者”。埃德加・李・麦斯特斯要求更严，批评马克・吐温只把阶级斗争当作背景，没有当作题材来描写。　　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在下面四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趋于一致的。第一，马克・吐温是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大家几乎都同意V.L.派灵顿教授的意见：“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在美国土生土长，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他身上，欧洲的东西一点都看不见，封建文化最后一条碎片都不剩了。他是地方的、西部的、又是美国大陆的作家。”第二，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美国名著，无论从社会内容、思想意义，还是从艺术风格、语言技巧方面考虑，都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永远散发出“非常清新”的“青春气息”。第三，马克・吐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他的作品，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文化修养高低，都喜欢读。这是因为他一些优秀作品具有众多的层次，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表现出来。他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既沟通了他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渠道，又以丰富的艺术含量进入严肃文学的领域。(四)马克・吐温的语言艺术是卓越的。他只读过小学，他的语言是从群众中学来的活的语言。他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加工锤炼，进一步创造了美国的文学语言，开了一代文风。四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摆脱了两派之争，对马克・吐温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成果是出现了几部优秀的评传和《神秘的陌生人》真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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