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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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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为《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所作序言中，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价：“像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他对音乐爱好虽然是业余的，但下了工夫。一切基础音乐知识都掌握了，还经常在钢琴上分析一切他能弹的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甚至近代作品。他的这些活动是研究、分析、学习，也是他的娱乐鉴赏。他的创作是兴之所至写出来的。他是语言学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特的见解与成就，值得后代人认真学习。”
确实，与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相比，音乐可以说是赵元任的“业余爱好”。然而，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深，取得的成就令人赞佩，一点也不“业余”。这不禁使我想到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五人强力集团”的五位音乐家。他们也都不是学音乐出身。这个乐派的发起人巴拉基列夫是学数学的，鲍罗丁则是化学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海军军官，穆索尔斯基和居伊都是陆军军官。他们都和赵元任一样，以“业余”身份，最终成为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音乐家。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是由于他们对音乐的钟爱，有一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顽强学习和追求理想的精神。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赵元任来说，尤其如此。
成为一位有造诣的音乐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勤奋，三是环境，四是机遇，四者缺一不可。赵元任就是这样一位四项条件俱备的人。从他在语言、音韵方面的天赋来看，毋庸置疑，他具备第一个条件。我想补充的是，他像柴科夫斯基一样，脑子里不仅有丰富的乐感和美妙的旋律，音乐创作方面的功底也较深厚。另外，他还有亮丽的歌喉，这是很多作曲家所不具备的。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曾灌制了赵元任演唱自创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江上撑船歌》。说到“环境”，赵元任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熏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美国学习期间，他不仅有机会选修和声、对位、作曲等课程，学习钢琴，广泛涉猎西方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还亲身参加很多音乐活动，并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可见，音乐虽然不是他的“主业”，可他在音乐方面下的工夫，并不亚于科班学音乐的人。赵元任善于抓紧和利用时间高效学习和写作。他有一个习惯，口袋里总是装个小本子，上面并排插着四支笔，随时用来记录一些灵感和创意。他的许多歌曲创作灵感都是记录在这样的小本子上的。这些细节可以反映出他的好学和勤奋。至于“机遇”，主要来自时代的赐予。那时，我国正处在国危思变的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闭关锁国的危害，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音乐也不例外。赵元任积极投身时代的潮流中，抓住了时代给予的诸多机遇。
与音乐知音携手共创中国近现代音乐 赵元任在一生的音乐创作中，与很多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事业上的知音。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相互促进，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作热情，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萧友梅是赵元任较早结识的好友。赵元任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到北京刚两个星期，就去拜访萧友梅，可见他结识萧友梅的急切心情。两人一见面，就交流各自的作品，可谓一见如故。此后，他们在北京多次见面，讨论音乐教育和创作方面的问题。萧友梅在周末和假日，常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1927年，萧友梅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蔡元培创建国立音乐院(后来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可赵元任和萧友梅并未因此而疏远，彼此仍然关注着对方的音乐活动。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萧友梅在1930年4月出版的《乐艺》杂志创刊号发表的《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一文中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1934年，赵元任从北京迁往南京后，与萧友梅又有了深入的交往。萧友梅请他到上海国立音专做了《近代声学对于音乐的几个贡献》的学术报告，赵元任多次在该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按照萧友梅的“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歌曲的”教学方针，上海国立音专采用的声乐教材中，就选取了赵元任的不少歌曲。
赵元任的另一位好友是著名音乐家黄自。黄自对赵元任的音乐造诣颇为仰慕，他将赵元任的作品编进自己的和声教材，搬上了课堂。他还用各种方式介绍、传播、推广赵元任的作品。例如，他曾在《音乐周报》上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赵元任的艺术歌曲。赵元任也把黄自视为音乐上的知己，对黄自倍加赞赏，并称他为“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曾写下《黄自的音乐》一文，高度评价了黄自的音乐。
类似的事例很多，在此不再介绍。正是这种相亲相近的交往和交流，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从而携手探索出一条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的新路。
从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确地提出了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早在1927年，他在《新诗歌集・序言》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见解：“俄国音乐家所著的音乐的基本的法术是跟世界公共的，但是里头又另有俄国的国性跟著者的个性，使听者可以听得出而听了也喜欢。要达到这种情形，是中国音乐发展上应取的目标。”赵元任这样分析中西音乐的异同：“无论什么艺术，都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原则”;“要比较中西音乐的异同，得要辨清楚哪一部分是不同的不同，哪一部分是不及的不同”;“中国音乐的‘国性’都是值得保存跟发展的”；外国的管弦乐队、和声、复调等因素，“不能叫做中西音乐的不同，硬是中国音乐程度的不及”;“我所注重的就是咱们得在音乐的世界上先学到了及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个人或是中国的特别的风味在上，作为有个性的贡献”;经过“一番训练之后，那就可以摸到中国音乐发展的路了”。
赵元任认为中国有人才，相信“在很短时期就可以有人站在世界上做中国的代表的”。赵元任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还强调音乐作品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顾及一般人的接受水平，要多为当代人而作等等。这些见解集中反映了当时音乐界先驱们的抱负，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年重返祖国探亲交流1973年，赵元任在定居美国35年后首次回到祖国探亲交流。这次回国，他不仅会见了久别的亲友，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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