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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清代)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台湾,英军,英国姚莹(清代)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无论在武器装备和整体作战能力上均是如此。所以姚莹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战略。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坚壁清野,撤往内山的做法,而是坚持大小口兼顾,以大口为主的原则。另一方面,“以夷炮猛烈”,故“不与海上争锋”,而是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待到其登岸以后再利用险要的地形进行伏击,因此在几次战斗中,均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英国军舰进入鸡笼港,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参将邱镇功督率军队,以大炮轰击英国军舰,将其桅杆打断,英军被迫撤退,慌乱之中撞上了礁石,船被撞破,英军纷纷落水,邱镇功诸人率军分路追杀,取得了胜利。这一战计斩英军32人,俘获133人,大炮10门,以及图册等物。同年九月初五,又有英军三桅船1艘,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换白旗,并放舢板船入口,声言要索回以前被俘获的英军,每名愿付银洋100元。见到岸上没有回应,于9月13日闯入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同时在三沙湾强行登陆。守军迅速发炮轰击打死英军2名,其余英军见岸上戒备森严,不敢再继续进攻,仓皇而退。
英国两次失利后,于道光二十二(1842)年正月二十六日派军舰3艘到台湾外洋“见机行事”。30日,有一艘英国军舰“随带夹板船4只”,准备在大安港进入口门,护北路副将邱镇功、北路营游击安定邦等人前往堵御。英军见防守严密,于是退往外洋。此时守军雇募的渔夫周梓,以土音向英舰上的汉奸打招呼,将他们诱入土地公港搁浅,然后岸上大炮齐发,将英舰击破。此次计俘获英军49人,汉奸5人,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随后英军又于二三月间,派船只到台湾,不过没有直接进攻,只在外洋窥探。台湾守军严加防范,英舰见无机可乘,始行退去。台湾保卫战以中国军民的胜利告终。这也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唯一胜利。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个奇迹。姚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尊严,在中国近代反抗外敌入侵史上写下了光照千古的辉煌篇章,并将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因功罹祸,不改赤子之心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u2018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u2019。”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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