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张伯苓（教育家）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南开,周恩来,美育张伯苓（教育家）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教育救国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体育校长”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体育校长”。

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后来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u2018西安事变u2019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周恩来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4/6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