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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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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国故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创编《学生国学丛书》，就中国的古籍，每书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并于导言中说明全书的大要。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课外大量阅读，但也不免留下对整本书未窥全豹的遗憾。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入主后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对于国学的阅读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十六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多有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些专著内容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

辞职挂冠

陈诚在任期间多次萌发辞职之念，不甘心做有职无权的高官。陈诚消极避让，无意过问“行政院”事务，这正是王云五担当重任的极好机会。但是，王云五对为官生涯也产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脱不了身。对于公务，他不再全力以赴，于是萌发了自撰年谱的念头。王云五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叙述评论不厌其详，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报告速记等档案资料。他一旦决定写自撰年谱，势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只能把公务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王云五于1963年2月开始写的自撰年谱，自取其名为《岫庐自撰年谱稿》，行文较为随意，未曾出版。他后来撰写并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中，大量采用了《岫庐自撰年谱稿》中的文字。王云五自撰年谱，为后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务印书馆历史和台湾社会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作用与贡献，是他的“政绩”所无法比拟的。自撰年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写作过程本身使他恢复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辞去官职，遂于1963年6月24日致书陈诚，力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

在他提交辞职书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陈诚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去此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蒋介石挽留陈诚，同时再给他一个月假期，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欲罢不能，使王云五感到很苦恼。10月23日他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未获批准。后因陈诚坚辞院长，蒋介石遂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理由是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上皆不便屈王云五为副，又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让他当“行政院长”来组阁，只能允其辞职。辞职后的王云五，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所谓“总统府”资政，只是一个虚职，在蒋介石认为需要时，提供些政见方面的建议而已。

王云五在晚年厌倦政治生涯，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特别是他因“自由人”和雷震案的牵连，身在官场只能委曲求全，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1960年4月，原“自由人”雷震(儆寰)被捕。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以涉嫌“叛乱”为名，被台湾“警备司令部”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傅正、马之�、刘子英等。《自由中国》创办于1949年11月，50年代初起，“自由人”雷震任该刊发行人。《自由中国》时常对台湾政坛黑幕及腐败现象予以广泛批评，引起台湾当局的仇视。台湾当局于1959年春便有意采取行动，处置雷震和《自由中国》。1960年9月4日终于借故由台湾“警备司令部”出面逮捕了雷震等四人。雷震等人被捕后，台湾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军事机关无权审判雷震等人，此案应移交普通法院审判。王云五也支持这种观点。王云五经数日研究，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大量引述法律条文，力主将雷震案移归普通法院审理。如果把雷震案交普通法庭审判，案情和审判过程将无法保密，判决结果也不易控制，很可能在台湾社会引发骚动，这是国民党当局决不愿看到的。因此，陈诚对王云五信函不表态，张群则表示“原则甚赞成，尚有某一问题待解决”，其实他并不支持王云五的观点。10月8日，雷震案经军事法庭审判，以不告发“匪谍”、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雷震十年徒刑，同案人刘子英被判刑十二年，马之�被判刑五年。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哗然，台湾当局的独裁行径受到强烈批评。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王云五的观点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政策也有较大的分歧，他的意见一再被否决，使其从1960年就萌发了退出政坛的念头。王云五辞去“行政院”的职务之后，虽然仍虚挂着“资政”的头衔，常托故不参加有关的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托词，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并表示今后不再参加讨论。对于一届“国大”第五、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一般讨论不参加，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由王云五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总统”选举前后的许多会议，王云五大多不参加。

老骥伏枥

在台湾，王云五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自1954年起，他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为专任教授。任教期间，他在硕士班开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在政治大学，王云五是主要的论文指导教授。从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共13位，他一人就担任了9位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据说，他在政大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而他自己也在82岁那年获得了生平第一个方帽子，即韩国建国大学赠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9年，王云五请辞政大教席，专心从事文化出版业与个人著述。

自从1963年12月辞去官职后，他便进入了个人撰写论著的高峰期，出版个人著作20多种，文章近百篇，其中100万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册《中国政治思想史》、六册《中国教育思想史》，尤可称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云五仍旧著述不已。在80岁生日时，他出版了一部120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在他90岁生日时，又令人惊奇地推出了一部50万字的回忆录《岫庐最后十年》。除撰写学术著作和回忆录外，他也喜欢作诗填词，作为一种休息。

王云五一直热衷于社会文化活动，年届古稀还主持嘉新文化基金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等机构，任“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与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主持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在晚年，他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倾注相当心力并多有建树。1972年，他用2万本的书、数百万的储蓄，建立了云五图书馆，并立下遗嘱：将所存全部书画及精印艺术品，分给儿女作为纪念，其余全部剩余资产连同身后各项收入，一律捐予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等他和两位妻子去世后，所居房屋即归并于云五图书馆，仅保留新建小楼房一幢，作为旅外儿女回国时暂住。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创行的各种文库就是以最低廉的价钱而使青年有机会博览群书。他曾说：“中以前没有钱买书看，中希望现在好学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随意读书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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