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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英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台湾,特殊教育,中国陈云英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陈云英很快进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当时她3次向所长吴畏提出“不要求单位分房，不要求格外加工资，不要求破格评职称，不要求追加工龄”，结果陈云英一直拿着和国内学历同事们一样的工资，在论资排辈的体制下，工作9年后才评上研究员。香港以及国外的朋友们都说她是“终身志愿者”。

　　在陈云英的心里，祖国给予的最真切的感动，来自她出席的国际教育界各种研讨会。发来的邀请极多，让留美的她发挥了优势。尤其是各个联合国分支机构的大会上，每个国家的代表座位上都放着国旗，这让陈云英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每一次的报告、每一次的参与讨论，都一再地提升我与国家、民族命运更加紧密的生死与共的关系。我因为爱国而回来，我回来后的经历，是我的精神与灵魂与我的先辈的结合，我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渴望，使得我说的话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再是‘我个人’的愿望或成就。”她说有时她忘记了自己的渺小，为了社会发展、教育事业的提升、残疾人群的平等问题而慷慨陈词，语惊四座。

　　“女儿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到现在都很感动。作文中说，她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女孩。在临走时告别，墨西哥的女孩说她很羡慕我女儿，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等着你’。这篇作文一直在打动我，也让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开始工作，我慢慢有了一些学术成果，开始发出比较强的声音，才开始听见有人反对我，说我是台湾来的，是美国来的，对中国根本不了解。”林毅夫和陈云英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有一种朴实自然的乐观，“有很多老一辈人，认为我这种发展观不对”。比如陈云英号召最高精尖的人才聚拢在特殊教育方面，“很多人说，你放着漂亮的、聪明的、健康的孩子不管，要去管傻孩子？咱们国家连普通教育还没搞好，搞什么特殊教育？认为我太理想化”。

　　“任何一个国家走现代化的路，特殊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里需要的是专业水平最高的，教育学、心理学的核心技术。”陈云英说她到过的很多地方，对特殊教育还存在歧视，“师范教育里淘汰的学生，才会想去学特殊教育”。而对于贫困地区的儿童入学率，陈云英碰到的更多是“思想上的阻力”。“教育部有很多好计划，比如帮助女童、帮助贫困学校等等项目，但是人的观念里还是觉得，老师们只要善良就行了，专业水平不高没关系。最优秀的教育家去大学教书，其次才是中学、小学。本来对于发展障碍的孩子，才应该是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参与教育。”她参加的美国特殊教育研讨会，美国一个小组里集合了13种高级人才，让她羡慕极了：“讲出一种人才，我们国家都没有，有语言治疗，物理治疗，听力、心理、精神治疗，还有社区服务专家。”陈云英多年来觉得，“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科学性的无知”。

　　陈云英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特殊教育研究室。1989年到1994年，她主编的“特殊教育参考丛书”，是我国第一套特殊教育著作，她还创办了《中国特殊教育》杂志，此后的陈云英，被冠以“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的称谓。

下乡6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她就已经是全国青联常委，经常在高层会议上讲述自己的观点。“改革开放的速度非常快，在发达国家经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普遍有一个经验，就是跟不上的人怎么办？跟不上的人群中，主要是来自于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当然有观点认为他们不努力。掉队的被甩出去的人群，是每个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实际上，根据统计数字，这些人并不少，同龄人中，能获得海外求学机会的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教育的人，甚至在大城市路边卖光碟的人，都有机会赚不少钱。同时，没有机会的山沟里的孩子数量非常大。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社会发展，慈善也就会相应发展，在教育、信息、法律援助、医疗等方面给‘没跟上的人’会更多。”这样的话在90年代初的中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还有人因为她的台湾籍诟病她的用意。“1984年我在国内看到的提供给聋哑、智力低下的孩子的学校和设施，还是近百年前1887年外国传教士留下的那些。”

　　从1994年到2000年，陈云英作为教育部特殊教育项目首席专家和负责人，带领项目组成员，开始在西部地区做教育扶贫。“联合国为8个国家提供了项目资金支持，中国就是我这个。”

　　陈云英终于走到了中国最贫瘠的角落中去。现在，哪个省有几个贫困县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贫困县的乡名她都如数家珍。“宁夏有3个县，固原是个试验县，我去的杜木桥乡，我们要飞机转火车转汽车，路途就需要三四天。”每个月她都要下一个县或一个乡，待十几天。“按照国务院在册的11个省有贫困县一共100个，我们当时的豪情壮志是走完这100个。”但6年不间断下来，还是只走了几十个。

　　“一个县里没有手语老师，盲童学盲文，老师却不懂盲文，盲孩子用的是铁针点字盘，他们在纸上扎很多小点，老师要背过来摸这些小点阅读，才知道他们的功课做对了没有。”陈云英这6年里都做的是“最微观最细节”的事情，“城市的特殊学校有漂亮的珠子，孩子拿根绳来串1、2、3，串几天学会了，再学4、5、6，有好看的积木来学形状和颜色。贫困地区有更多脑部发育不足的孩子，教具、学具却完全没有，我们教老师们自己做，用瓶瓶罐罐，吃过冰棍的小木棒，老师把瓶盖穿孔用鞋带串起来，教弱智孩子数数。”不仅是残疾儿童，还有孤儿、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等等群体，陈云英带去的教学光盘不能看，因为没有电脑，没有影碟播放机，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他们于是带了很多海报，自己上阵给老师们一场一场地讲课。

　　每个县只有15万元经费，却都花在了专家们的差旅费上，陈云英觉得这样下去依然没法解决问题。“都是去了一次就不能再去的地方，因为太深入太贫困了，而我们的时间精力太有限。”很多年里陈云英一直被媒体称作“伟大的教育家”，但她说，“真正伟大的不是我们，那些深山沟里的代课老师，是中华民族教育的灵魂”。她自己一开始下去，总是要和乡村老师们对望着流眼泪，“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30多元还要打白条，我终究要离开，只有他们坚持下去，后来那么多孩子才有希望。他们是连接那些弱势的孩子命运的脐带，没有知识，就没有办法进城，何谈索取更幸福的生活？”她说她每个月都在半哭的状态下离开，“没有人会把幸福端过来给你，我说再见，心里想，会不会再也没有人找你们，没有人管你们呢？”

　　因为这个难过的结，陈云英在1999年申请了中国第一个专门服务于这个人群的完全免费的公益网站――“中国特殊需要在线”，这个网站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基础教育”的经费。“下乡那么多年，人家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不可能再让专家们，用人力战术，跑到乡下去现身教学。但是我们中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如此发达，我们可以做一个知识、信息的平台给这个人群，把对他们有用的最尖端最高新的技术，比如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还有对他们切实有用的信息，比如提供就业、再教育、福利、社会保障、法律的渠道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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