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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英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台湾,特殊教育,中国陈云英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人物特写
1953年出生在台湾的陈云英，很长时间里并不知道，台湾和大陆是两回事。从小和所有台湾孩子一样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热爱至极，但中学时她所受到的教育忽然告诉她，“那里是不能去的”。直到1984年她才随已“叛逃”回大陆的丈夫林毅夫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台湾“纯真年代”
陈云英依然保持着台湾女人甜而软的口音，但是信息量极大：“我不大接受采访，可60岁大庆我回不去，和你聊天就是我给祖国过生日啦！而且刚刚获得‘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归国侨胞’荣誉，我心情很好！”她目前随丈夫到华盛顿工作。“我们家里对台湾籍、身在大陆没有任何的困惑或矛盾。祖先是大陆人，我生在台湾，回到大陆居住工作是很自然的事。心理上我们无法区分台湾和大陆。”
陈云英人生的前30多年里，接受的是国民党教育体系下的“爱国主义”。“那时国民党储备人才，文言文的教材很丰富，古文是通读的，上下五千年每个台湾小孩都学得很完整，地理上中国所有的港口、铁路，哪座山、哪条河，我们心里清清楚楚。”“而我的祖辈告诉我，我们家是几百年前从福建跟着郑成功到了台湾。说是这么说，台湾人都会这样教育孩子。”她出身于优渥的商人家庭，“父母做家具生意，从我中学时开始致富”。祖籍福建泉州。
那个年代的台湾也完全是应试教育，通过考试层层淘汰，能考入大学的都是所谓“前1%、2%的精英”。陈云英的高考成绩，排在全台前500名内，考入排名第二的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大三”时认识了台大农机系的学生林毅夫并且相爱。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的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又考入台大。当时陈云英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生社团“爱爱会”的领导人。
在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对于时政公开批评的风气甚烈。“那时的‘钓鱼岛事件’对学生的刺激很大，公众对台湾当局非常不满，你讲得那么好，结果连土地都要丢掉了。当局为了安抚学生读书，尽量不闹不游行，就提出很多让知识界兴奋的口号，比如以自己奋不顾身的努力，用自己的‘救国之道’来实现政治理想。你讨厌这个‘部长’，就自己取而代之。如果你有道，那就好好学习，好好干。”这也使一直活跃于学生活动的陈云英有了更深远的愿望。
大学毕业典礼后，林毅夫送给陈云英一幅锦绣河山的刺绣，是两人之间另一种坚固的情感纽带。毕业后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儿子。陈云英在宜兰中学教书，而林毅夫在金门马山做一名连长的几年中，林毅夫会偶尔说：“如果我有天突然不见了，你就像王宝钏那样，苦守寒窑等我。”
1979年家国故事
林毅夫的故事被演绎成“抱着两个篮球，泅海而归”，夫妻俩也笑着在很多场合解释过，“篮球在海里根本就抱不住，更别提两个”。1978年林毅夫获政大企管硕士学位，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任上尉连长。5月16日傍晚，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深夜，林毅夫下海，游向厦门。
多年后，事情给陈云英带来的感觉已经淡化了。“在那些年里，大部分人并不知情。因为按照法律，失踪半年就会宣布死亡。但知道的人里，大部分是很仇视的，叫‘台奸’，是坏人，作为家属，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所以要特别低调。国共只要一天对立，我就要过一天非常非常压抑的生活。”回忆起这段生活，陈云英哈哈笑起来，“先生为了不让我担心，没有告诉我。军方的布告是死了，而有人说他去大陆了。那时没有任何信息透露给我，我生活在起起伏伏的心情中，今天觉得他死了，明天觉得他还活着。”
音讯全无一两年后，突然有一天，林毅夫托一位从日本来台湾的表兄，给陈云英带来了口信。简单几个字，“他活着，没事，让我嫁人”。那个年代不敢带信件往来，陈云英去向婆婆大声宣告：“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婆婆却冷静地说：“他死了！你不觉得是人家在骗你，给你希望才这么说的吗？”“所有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人都有1949年的经验，老一辈告诉我，你们一辈子不会再见面了。”陈云英讲到这里，突然涌起悲戚感。
“台湾有多少这样的家族悲痛？这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陈云英说，这是自己为什么多年来坚定站在支持统一的阵营里的原因。“事实是一个世纪以来脱离祖国，造成那么多人的苦难不能结束。两岸是能够和平统一的，世界已经这么进步，这么多年里，领导人都在想办法，党、国家、民族都希望，最后我们还是会达到统一。”
两人真正的分离是4年。1983年春天，陈云英在美国第一次见到久别后的“他”，陈云英没有做任何其他选择。“我是一个传统的女人，现代女性会有自己的打算。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解除了婚姻关系，或者保持着一年一次见面就可以了。可我是读中国文学长大的，我爱我的丈夫，我心里有一种简单的思维，我有一个丈夫了，就是这个人。”从北京大学到美国留学的林毅夫，热爱并且毫不动摇地回归大陆，也影响了陈云英，“女人、丈夫、小孩，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不分开”。一个女人对“家”的坚守，成就了这个传奇的家庭，也造就了第一对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回到大陆的博士夫妻。
当时陈云英的身份还是“侨胞”，她说：“我还是看到了国内特殊教育的困难，我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这里是特别需要我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北大出国留学的都是最顶尖的人才，后来几乎都选择留在美国。“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同事都议论，说我们从美国绝对不可能再回去的。”可是已经选择了祖国的林毅夫和陈云英，却是依然“一片纯情”。“我想的都是丈夫和孩子的事情，结果我有半年时间都处于‘待业’状态，也就是失业啦！我也没想要去哪里工作，也许是教育最强的北师大？也许还有中科院。我回来才知道，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很多机关单位对我还有距离感，也许是不太信任什么的，连简历也不拿去，就很客气谨慎地说‘现在没计划招人’，当时都是国家分配的，也没有政策有关留学博士怎么安置的。”
我要为国家工作
“我这种特殊经历，给我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作为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也受到党的特殊政策照顾。海外的亲戚和友人对于我能够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样的机要单位工作，很羡慕；对于我居然能和我生长背景完全没有衔接点的同事们一起工作，被接受而融入这个社会感到很好奇。”陈云英谈到自己刚来的阶段，说她经常跑到教育部去“报到”，骑自行车去，一等几小时也没关系。“那时人心都很单纯的，我就自己去教育部的特殊教育处，我要为国家工作！但一时也没工作安排，就给他们义务做翻译，中英文都做。国际司考察团来啦，我也陪着。当时的社会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教育部特别亲民，你来了就来了。我找处长，门房让我填个会客单，我就进去了，处长很慈祥的，我就帮他们做好多翻译。我太闲了，一个星期去两次。”后来陈云英发现，居然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人脉。“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就是一个找工作的留美博士，我去教育部玩，时间长了，他们什么研讨会也让我去。北京那时的公交车要很有技巧才能挤上去，下雪天我自己挤公交车挤不上去了，就迟到两个小时，开会的人都知道，那个挤不上公交车的又来啦！哈哈！我没觉得自己是旁听的，我还有什么说什么就发言呢！那真是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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