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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执信,广东,虎门朱执信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疾恶如仇、刚直敢言是朱执信的又一鲜明个性。这“恶”在执信看来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恶”，就是反对革命阻挠革命的人，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人，行凶作恶霸道忘利的人，对于这一“恶”，朱执信主张一概以“坚壁清野大刀阔斧的手段清除之”；另一种是来自自身的“恶”，也就是人性深处所隐藏所滋生的丑恶，对于这种“恶”，朱执信也从不放过，从不姑息，他曾十分直白地说过：“我常萌不正的念头，好在拼命做些‘克己’的功夫，所以还不会堕落”。

对“来自社会的‘恶’”的态度。

1911年11月，广东光复，在新成立的军政府中，朱执信先后担任总参议，后又兼任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省核计院院长、执法处处长等职务。上任后，他大刀阔斧肃整纪律，廉洁作风。当时，政府机关部门账目混乱，贪污成风。老百姓中曾流行两句“打油诗’这样形容：“全城几十万捞家，占够官来夹手扒”。朱执信受命走马上任广东省核计院院长一职，他一上任即宣布：“他人作核计院长为财神，我则为破财神!”他以审计为突破口，招募了一班懂数学、会财务且没有家室拖累的年轻人为政府核计人员，昼夜工作，神速审计考核各机关部门的财政账目，发现问题，即刻查清来龙去脉，而且非要查个一清二楚不可。这么一来，做假账伪账的、虚报数字的全都逃不过审查关。有的学校虚报教师员工人数而多领员工薪水，有“甚至多报一面旗子的账目”，都被一一查出“见光”。甚至连他的上司、副都督陈炯明亲自掌管的陆军各部队的账目都无一例外归人审计之列，查出问题，“陈都督”也要当面认错；教育司长钟某，修葺衙署计划不周，超出预算，多用了公款，也被朱执信批评一顿。……一时间，玩忽职守者、“混水摸鱼”者、贪污作恶者全都偃旗息鼓，不敢轻易造次。朱执信任核计院院长仅一年多时间，“全省的纲纪，就此肃然。”(胡汉民)。

对“来自人性中的‘恶’”的态度。

趋名逐利、八面玲珑的势利小人，历来有之，朱执信是十分痛恨和不齿的。有这样一件事，朱执信在香港工作

时，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两个曾经与自己在同一革命阵营里工作过后来跑到袁世凯那边去的“变节分子”，朱执信对待这两人，态度十分冷淡，寒喧几句了事。没过几天，在饭馆中又遇见了一个在革命军中做事的同事，这是个“风头派”式的人物。朱执信见到这人，却板起面孔斥责了他一顿。问他“何以不忠于党，何以不服从党命，何以存心取巧，何以私自行动……”。言语之犀利，令旁人十分不解，那“投降派”不是比这“风头派”更可恨吗?朱先生你的态度何以轻重倒置呢?朱执信却说，他是反革命的，态度和身份都很清楚了，这样的人本身就没有革命的心，我们的手段就是消灭之。而这些看风使舵，对革命不忠心的人却是我们队伍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会动摇我们的阵营，模糊我们的视线，对这些小人必痛斥之，让他无地自容。他还一针见血地剖析过这种滑头小人：“其中最阻碍革命事业之进展的，第一就是好名，第二就是慕利。好名之弊，凡事不肯开罪他人，虽见了什么恶人，也是貌为忠厚，姑息养奸，贪图自己得些名誉，少些怨毒，对于是非善恶，一味含糊的过去，这样的滑头政策，他自以为可以保存自己的名誉，怎知道纵容得一般恶人到处横行，社会上反革命的事情却不知不觉地陷在了恶人堆里。”

朱执信对逃避艰苦偷闲享乐的思想，批评起来也毫不给面子。即使是对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这些当时的患难同志和挚友(汪精卫还是朱执信的四舅)也一样。胡汉民和汪精卫曾领命负责策划收编二十营粤军的任务，为这事，他们两人竟然在北京逗留了数月，趁机过过悠闲安乐的上层生活。军政内部对此颇有闲言却又没有人敢当面指出。唯朱执信见到两人时敢当面责问他们如此悠闲“是否染了官气”。1920年，胡汉民、戴季陶因不满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采取消极逃避政策，跑到湖洲隐居。朱执信知道了，曾两次去信严厉责备，说：“现在有些自命高尚而作隐遁生活的人，都是过分的贪婪。既然吃众人做成的饭，穿众人做成的衣，住众人造成的房子，就应该为众人做事。”

朱执信有这种疾恶如仇，刚直敢言的鲜明性格，因此，“在军政内部，同志间有言行不检点的，都很怕被朱先生所知，因为一旦被执信知道了，定会遭到责备，先生是不给情面的”。“在先生板板的面孔、严峻的态度、威棱的目光之下，那些贪官忘利小人见了就害怕，不敢公然作恶”。

朱执信的挚友林直勉这样评价他：“先生未正人前先正己，且正己极严”。四舅汪精卫也说：“他(执信)第一用省察刻厉的功夫，除去自己的恶；第二用鉴空衡平的功夫，除去朋友的恶；第三是用坚壁清野的功夫，除去世间所有的恶。”

可见朱执信身上所具有的除恶务尽的凛然正气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为一般人所不及”。对朱执信苦行节俭、清廉自律的道德品格，孙中山先生用“革命之圣人”来评价，挚友和同事则用“与喜马拉雅山峰同高，如峨眉山下平羌峡的水碧澄”来形容。

同事邓彦华说，大约在1911年到191-2年间，他和朱执信等几位同志到香港“计划党事”。当时，军政府官员外出工作大多都住酒店或租间小洋房，“而先生却在湾仔大王庙附近找寻了一间纵横不及二丈的小房子，前后两间还住着素不相识的另外三人，最后一间是厨房。房子狭小肮脏，终日处于人声烟火的夹攻之中，我们颇觉有点难熬，而先生却泰然处之。”

又有，1916年中的一段时间，朱执信每日都要到黄埔的机关部办公，他不坐公车，天天到珠江边的码头坐小渡轮过江，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日间饭款仅限二毫子”。有时工作太晚了，回到市区就和同事在长堤一带找间小饭馆吃饭，消费“也只二毫五分的标准，丝毫不得超越”。

据同事们回忆，1913年，执信任广(州)阳(江)绥靖处督办和广东核计院院长之职时，每月薪金500元，而他“每月仅给50元家用，其大半则消费于公事或资助同事……生活之简素，有过于署内的职员”，但对于同志间失业或需要银子救急的，他一知道，总是急忙拿出钱来救应，帮助别人渡过难关。凡是受过朱执信关照接济的人，每每提起，总是感念不尽，觉得无以报答。朱执信有四个儿女，夫人杨道仪是家庭妇女，朱执信虽然薪酬也算优厚，但他的家庭生活开支却常常是捉襟见肘。朱夫人为了孩子，不时要回娘家弄点米粮副食之类的东西，为此，执信常常受到姐弟亲戚和汪家族人的埋怨。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朱执信带伤逃亡香港，而他的家人还被困在广州无法

转移，为躲避清军搜捕，日日不敢出门，生活十分艰难。当时，城中同志得知朱家的窘况，想将“党内余款二三十元周济，暂解妇孺无米之炊”。执信知道后，从速去信阻止，信中说：“吾妻可往外家，吾妹可往舅处，何等安乐。此乃公众之款，万不可妄予。”见信后，大家十分感动，都说，此等事，唯有执信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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