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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康有为,中国,立宪康有为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927年)中,康有为称:“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懋勤殿也罢,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动复辟,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康有为曾感慨万千地说:“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前几亡国,后起争裂,幸而德败美胜,日本解约,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岑、伍、孙、唐争祸至今,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共杀,以召共管而已”。因此,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而冒称共和,……。”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转而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观,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本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直到撒大士大夫似的。
四、康有为的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事实上,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祟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 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目前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象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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