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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俊杰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影片,导演,金鸡奖翟俊杰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回顾历史,他的确是这样子。我昨天还看了片子,我还有一些感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你代表的不是劳动人民,不是国家的利益,你当然要失败,于是我就想起来《血站台儿庄》,那也是表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为什么如此的英勇顽强,为什么立下不世的功勋,是为人民而战、为祖国而战、为正义而战,它是战无不胜的。与人民为敌、为战那只能归于失败,历史就是这样,我经常和这些创作朋友们说,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合国共,达成北伐胜利;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现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等等这些东西,历史就是这样子,不是面团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为什么要坚持历史呢?学习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编辑本段]翟俊杰与电影《血战台儿庄》
翟俊杰经历过10年的电影编剧、电影表演的磨练,于1986年与八一厂杨光远导演合作,拍摄了他的导演处女作《血战台儿庄》。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正面描写国民党军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浴血牺牲的全景式影片。无论是就其超越了政治党派斗争历史,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爱国的立场;还是就其超越了神圣/妖魔化思想艺术观念模式,强调了历史/艺术的真实性而言,影片《血战台儿庄》都称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界思想解放及其艺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成就标志。关于这部影片,广西厂文学部主任陈敦德在与导演杨光远对话时有一段文学化的总结:“它是一种载体,能负载当代崭新的民族意识;它是一种中介,能渗透新的审美观念的创举;它是一册史诗,能熔铸新时代的恢弘气度;它更是一种呼唤,能跨越历史的鸿沟而融汇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声……”
《血战台儿庄》的艺术特征,首先在于电影作者明智地采用了“纪实性和文献性的风格”。这一风格,不仅自然而然的应合了当年的纪实美学的时代潮流,而且也为影片所要表现的历史内容找到了一种合适且合理的叙事方法和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复制”历史的叙事策略,还可以回应某些僵化无理的非难。当然,即便如此,要讲述这段历史,不仅要有勇气,也要有热情,还要有一种对历史进行精心剪裁的谨慎态度和操作能力。我们看到,影片中不仅巧妙地写到了共产党人对这次战役的暗中支援,也巧妙地写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不同派系间的旧恨新仇和明争暗斗。
影片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或成就,是其叙事结构方面的精心安排,与一般的戏剧性历史叙事结构不同,《血战台儿庄》所追求的是历史的原风貌。表面上看似就事论事的文献缝合,以便突现其中的历史真实性,而实际上,在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台儿庄之战这三大战役的板块之间,隐含着作者的精心创意。这三大板块,不仅分别表现出了每一战役的具体形势和战况、战法的不同,而且在每一段落中突出一个主要英雄形象�D�D临沂之战中的张自忠、滕县之战中的王铭章、台儿庄之战中的池峰城。从气贯长虹,到悲壮激烈,再到血肉长城,影片的气势在步步推进,而影片的主题则在层层深化。更重要的是,影片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为叙事核心和推动情节的枢纽,让这一人物形象照应情节结构及其人物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使之构成一个自然的历史/艺术叙事整体。该片在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荣获最佳编剧奖,可谓实至名归。
影片的第三个艺术特征和成就,是着力刻画了一批爱国将领的英雄形象,李宗仁坚毅沉着的大度胸怀、张自忠不计个人恩怨的英雄风范、王铭章浴血奋战且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直至无名的老兵和小兵先后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壮烈行为,共同谱写出中国军人英勇抗敌的壮歌,让人心弦震动。进而,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蒋介石参加王铭章烈士追悼会的场景,为新中国电影中蒋介石的形象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侧面。因为主动放弃守土职责而被处决的韩复榘的形象,也不再是单纯的懦夫、草包和坏蛋。日本侵略军师团长坂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及其所属官兵虽然气焰嚣张、凶狠残暴,但却明显不再似以往抗战影片中满口“八格呀路”的妖魔形象:影片中出现的一个战死的日本军官身上的一张死者与其妻女合影的照片细节,表现了中国电影作者少有的悲悯情怀。
其四,影片《血战台儿庄》不仅为历史题材影片拓展了表现空间,而且为战争题材影片的艺术处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影片中战场情景的设置和拍摄,对色彩、烟火、灰土的灵活性使用,以及对断壁残垣、伤口血痕的多样化处理,有诸多典范性创作,由此获得了第七届“金鸡奖”的最佳烟火奖和最佳化妆奖。王铭章孤守残垣时的造型及其印在手榴弹上留下血印的情景、池峰城师长检阅一个营仅剩的6名伤兵的镜头、无名老兵就地取材制作并吹奏木口哨的场面,以及影片最后的“血肉长城”的造型及其音乐效果,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性的片断。
影片《血战台儿庄》的探索性、创造性和观赏性价值,是不可磨灭的。然而,要说这部令人激动的影片“无一败笔256,则未免有些过誉。实际上,影片中有一些场景细节,明显过于浪漫煽情,从而与影片的整体风格不合。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片中对翟俊杰导演本人扮演的川军师长王铭章自杀成仁场景的处理。虽然也有电影评论家欣赏这样的场景细节,以“纪实性和写意性的结合”为辩护词,然而无奈它却破坏了影片整体的文献性风格。正如著名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先生所说:“王铭章自弑一场抻的过久,有如昔日在家习见的小翟小品是夸张表演。我却力求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演员翟俊杰有失分寸,而是导演翟俊杰有失节奏。’”在战斗过程中,气焰嚣张的日本官兵岂能容忍一个被围困的中国高级军官从容抽烟、又从容自杀?类似的情形还有池峰城师长要枪毙擅自率兵逃离战场的营长张静波的情节,张静波自杀的场景就像是在一个舞台美术背景下的戏剧性动作。还有一个例子,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战场敢死队队员们当着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面,将其悬赏的银元全都抛掷在地,然后踏着这些叮当作响的银元走向战场的情形。这一情形,乍看起来让人感动且振奋,确实起到了煽情的作用,但仔细一想,银子丢到地上毕竟不符合贫穷的中国人的艰苦本色,与其领了银子之后丢在地上,何如一开始就拒绝?更不用说,如此之多的人统一行动,显然并非出自这些人的自愿,而是出于编剧或导演的人为。
在一部追求纪实性、文献性的影片中如此“写意”、浪漫和煽情,实在是自相矛盾。其原因,当还是作者心中过于强烈的塑造英雄的创作方法和理念在起作用,作者激情澎湃,忍不住要足赤加三。其实,若能将历史上的王铭章师长、张静波营长、敢死队的士兵们如何面对死亡、面对审判、面对金钱的情形真实地加以表现,不管他们的性格怎样、为人如何、对金钱的态度如何,不管这些人曾有怎样的性格矛盾和心理冲突,他们最后为国牺牲,就足以用自己的鲜血洗刷自己的一切污点,完全用不着作者人为地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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