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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想要岳飞的命？真的都是秦桧害的吗？

岳飞,高宗,秦桧到底是谁想要岳飞的命？真的都是秦桧害的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岳飞之死与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回归

岳飞出自行伍，但他文武兼修，“或雅歌投壶，持循礼法，恂恂如书生”，不仅能发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道德慨叹，道出“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的尽忠愿望，构建了以“天”为监督自我道德诚否的判断标准 ，这是坚决贯彻“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士大夫集团所不愿听到和看到的，更让他们不能安心的是，岳飞还有别于黩货流行的其他武将，做到不贪财、不好色而深得民心、军心和士心。

1、不贪财。南宋诸将中张俊最贪，却最受高宗重要和厚待。韩世忠于新淦县购买田产， “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并赐名为“旌忠庄”。当高宗因岳飞平寇伐虏、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给他加官进爵，并打算在杭州为其修建上等府邸，他严辞拒绝， “夫爵赏者，人君所以为厉世磨钝之具，人臣得之，所以荣耀乡里而显贲宗族也，谁不欲贪多而务得哉？然得所当得，因以为荣；受所非受，反足为辱”、“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岳飞在这里借用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来说明获得荣耀是人本性的体现，但获得荣耀的途径和来源在他这里却有了明显的分野：他所表达的一个臣子,更确切的说是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是由君主来决定的，而应该为国家—— — 这个最高行为准则的判断者来决定，也就是孔子所说的：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的这种自认为正确也本身是正确的道德自律的价值诉求与文官集团认为武将一节莽夫的想法相去甚远，更与宋代“崇文抑武”治国方略背道而驰。

2、不好色。岳飞在南渡之后娶李氏为妻，一直没有纳妾蓄姬，这和另外几员大将是截然不同的：南宋初年诸将贪财好色、互相攀比成风，诸大将的宴会一般都有姬侍侑酒，还有歌女助兴，如抗金名将吴玠因酒色过度咯血而死。韩世忠前后娶白氏、梁氏、茅氏和周氏为妻，还因侮辱部将妻女，竟迫使猛将呼延通自杀。川陕宣抚使吴玠曾派一名使臣到鄂州军营，岳飞设宴款待中因没有歌姬之类出来侑酒而使其大为不解，回去之后他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吴玠。吴玠为求与岳飞建立更好的关系，便以二千贯钱在当地买了一个“士族女子”，并派了两名使臣的妻子把她送来鄂州。岳飞没有与他们见面，而是隔着屏风和他们交谈： “某家上下所衣布耳，所食齑面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当他听到屏风后一阵不以为然的笑声，就将人退回了。岳飞不近女色的举动，是其“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道德修养的自然表露，更是他“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尽忠之情的直接表白。岳飞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必然引起文官士大夫担忧和嫉恨，更被士大夫们看做是朝廷的最大隐患，如南宋罗大经言： “自古夷狄盗贼之祸，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

3、得民心。1129 年，主持长江防线的宰相杜充降金后，“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岳飞被害几十年后，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正因为岳飞爱民恤民，老百姓才能对其统帅的部队“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有了民众地支持，岳家军有了更加稳固的后勤支持，还获得了充足的储备兵源，为整个抗金活动深入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理的文官集团和宋高宗赵构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发生的，更不会默许让这种现象延续的，对岳飞动打压之举、起猜忌之念也就顺理成章了。

4、得军心。“师每休舍，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殉。卒夜宿，命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岳飞幕僚黄纵见一兵士严寒之天只穿一件单麻布衫，便问他： “汝怨乎?”这个兵士回答： “不怨也。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宣抚则不然，所请食钱若干，不减一钱，听士自用之。某自因家累重而费之，非在上者有克于我也，何怨之有。” 正是因为岳飞军纪严明，又爱兵如子，岳家军才能勇往直前、所向披靡。1140 年秋的颍昌决战中，岳家军面对数倍于自己又处于“高秋马肥”战斗力最强时期的金军誓死奋战， “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将士无一人肯回顾、想退却。金兵由此战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的确是心悦诚服的赞美。

5、得士心。岳飞幕僚很多， “食客所至常满，一时名人才士皆萃幕府，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所违忤。又因其品行高洁，幕僚们多愿效死力。如本为朝廷耳目的朱芾因倾慕岳飞为人，遂与其情投意合，成为岳飞的得力助手。远大志向和公正恳挚的态度，使得广大士子都乐于和他接触酬酢，把他当作一个蔼然可亲的儒将人物看待。一次，面对幕僚们“天下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的慨叹，岳飞讲出了“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的千古名言。

正是因为岳飞“位卑未敢忘忧国”，才有在身为偏裨而上书批评朝廷的投降政策；正是因为岳飞忠心爱国，品行高洁，文武出众，方才深得民心、军心和士心，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他在接二连三的胜利下迸发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迈气概和“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执着，与认为媾和也能换来和平、媾和方能解除诸将兵权的士大夫政治矛盾就难以逾越： “然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欲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夺回军队之后，士大夫集团还要通过祭旗的方式打压武人来重树威严，所以才有了先准备对韩世忠下手的举措，后因岳飞“告密”而转向将岳飞推向祭坛的行动。士大夫们通过杀岳飞来彰显文官集团力量也由此达到：“（岳飞）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和张俊等将领“效媚以自全”就是明显的例证。

“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历史影响

岳飞死后，士大夫集团取得了对政权的全面掌控。“崇文抑武”治国方略衍生出的“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的政治怪圈由此延续，士大夫们在“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的日益“仁厚”的襁褓中逃避刀光剑影，也就远离锐意进取，逐渐蜕变为“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组织”，导致南宋灭亡时谢太后锥心之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绝后的待遇”之下并没有对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而是在道德文章中感悟满足： “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宋代的儒生修养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这是我们今人应该感悟和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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