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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想要岳飞的命？真的都是秦桧害的吗？

岳飞,高宗,秦桧到底是谁想要岳飞的命？真的都是秦桧害的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应该是皇帝吧，秦桧只是借刀杀人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宋太祖初步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到宋真宗时期大体完成。宋王朝对文官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也日渐成熟。而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之际崛起的武将群体引起了士大夫官僚集团嫉恨，而作为武将佼佼者的岳飞则成了他们必欲处之而后快的对象。岳飞的死象征了南宋的政治选择重新回归到了武将必须绝对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治国方略之中。

岳飞，字鹏举（1103—— — 1142 年），河南汤阴人，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 年 1 月 28 日)，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临刑前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关于岳飞的死因，大致有秦桧要杀岳飞 、高宗赵构要杀岳飞[、高宗和秦桧联合要杀岳飞、金人要杀岳飞 等几种说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认为秦桧是真凶还是认定赵构是幕后指使者的学者，大都承认岳飞因坚持抗金与投降者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所以当权者才要致他于死地。而在我看来，岳飞因其以“天”为道德本源，以“天日昭昭”为安身立命之标准，提倡并践行“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为人处世原则深得民心、军心和士心，从而引起了士大夫官僚集团嫉恨和高宗的猜忌而招致杀身之祸。他的死象征了南宋政治选择重新回归到武将必须绝对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治国方略的传统之中。

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政治选择的渐次形成

所谓政治选择，是特定的政治体制与治国方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既针对制度的选择，也包含对执政集团群体的选择。在宋代历史上，以科举出身官僚为主体的文官士大夫集团及其阶层无疑担当了政治中坚的角色。通过“黄袍加身”取得皇权的宋太祖总结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来确立治国方略时认为，武将拥兵自重、武力干预政治是政权面临的最大危险：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己。”据此，宋太祖初步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在朝廷中确立了文臣处理政务的原则，在地方机构中则不断派出文臣担任州县官，尤其是通过率群臣拜谒孔庙，进一步从思想和精神上加强了对士大夫文官的认同。宋太宗则通过大张旗鼓地推崇科学考试，重建昭文馆、集贤院和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提高文官士大夫的地位。宋朝统治者政治上对文官士大夫集团的选择初步完成。宋真宗时期发生的“澶渊之盟”以宋朝给辽朝“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的方式换取了宋辽百年和好。对此，宋朝君臣认为这不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反而是一件能消除边患、取得和平的好事，尤其是此举代价小、能节省大量军费：“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讲金帛谄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基于此，宋真宗认为：“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在皇帝决定性言论和一些文官士大夫据实说法联合形成的舆论之下，朝野上下“崇文抑武”风尚更加浓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优先保障，宋王朝对文官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也藉此完成。正因为宋朝有“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选择，才有了士大夫们“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的慨叹、感怀和颂扬，才有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维护皇家利益当做己任的内在认同，更对“‘兵权不可以假人’，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已”身体力行：北宋名臣欧阳修对“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观，叹其拳勇，至雍马足不得行”的现象深感不安，更对狄青答复宋仁宗劝其去其面黥时所言: “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13] 表露的自信感到害怕，便于至和二年(1056 年)上《论狄青札子》云: “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这种捕风捉影的推断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他还想保护狄青，但文彦博一句“太祖岂非忠臣。”彻底惊醒了仁宗皇帝。于是，狄青被罢免枢密使之职后又被贬到陈州，不放心的文彦博还每日两遣中使抚问，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死。

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虽有效地破解了武将专权给皇权带来挑战的难题，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举措也严重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积弱”的局面，间接导致了“靖康之难”的发生。南宋建立伊始，宋高宗赵构还没有安顿下来，金兵即饮马长江进攻扬州，而此时金兵占领区民众的抗金运动方风起云涌、南宋抗战将领刚刚脱颖而出之际，南宋的文官士大夫们对武将们抵御外辱、保家卫国不是由衷的支持，而是一心想着重归“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建炎四年(1130 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江藻上疏斥责诸大将: “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一幅不诛杀大将就要亡国的“爱国”面孔呼之欲出。马瑞临所说“建炎以来，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这既是战乱时期大将拥兵能自重的客观描述，也是动荡年代皇恩难以福泽海内的真实写照。“力主削弱武将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文臣才能继续统治军人： “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崇文抑武”治国方略才能重归： “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玠、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太祖尝谓宰相曰： ‘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觉耶？”文人士大夫的昔日荣光方能重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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