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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许地山,他的,燕京大学许地山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法眼》、《归途》、《解放者》、《东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儿心》等8篇具有这类情节。这种情节历来为很多小说戏曲所沿用（如京剧《锁麟囊》）。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时空容量大，易于展现曲折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通过今昔对比，便于抒发人世沧桑之类感喟。另外，这种结构也富于歧义性，容易挖掘出报德报冤、人生无常之类的文化内涵。但是许氏在运用这种情节模式时，却是把“重逢”当作一个体认以前的苦难、面对当前以后的苦难的契机，因此“重逢”在很多情况下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转折之处，也是人物性格的展现之处。同时，很明显，由于过度使用，许氏笔下的某些故事就未免有雷同之处。比如，《法眼》和《归途》两篇的情节就极为相似。

进入30年代之后，许地山的小说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以前的论者以为这是社会写实风格的加强，认为作者“开始注意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把针砭的锋芒直接指向统治阶级上层极其把持的反动政权”。但是我们认为远不是这么回事。在后期小说中，混乱时代的背景确实比前期更为明显，但这些只不过是背景而已，并非许氏着力描写和批判的地方――他所着力的仍然是人物的苦难。倒是，此时许氏小说中人物的苦难的具体内容的变化值得注意。小说人物的苦难从前期的主要是婚恋悲剧转为了更为广阔、普遍和深沉的生命、事业遭际悲剧。

要描写这样一种悲剧，许氏的笔端自然要更为深刻和广泛。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涉及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比较明显的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这正是了解他此时思想的绝好证据。许地山的笔下涉及了这种社会背景，但是他并没有过多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极大的困惑。他对弱者固然充满同情，但是他并没有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有深刻而周密的思考结果。他的一些作品只注重描绘人物苦难，过于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对社会背景原因挖掘的不够（或忽略了挖掘），这些故事会使人产生“苦难乃宿命所造成”的错觉。所以就有论者认为《归途》“是没有打击对象的呼号，成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同样的，《法眼》、《解放者》也是如此。

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背景，许地山在这些小说中只管发表他对弱者苦难遭际的同情。这样，他对一切的战争和革命就抱有抵触（至少也是不欢迎）的态度。许地山对革命不满，而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以上文提及的东野先生的代言最为明显），细细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人道主义立场和悲悯情怀出发，他所看重的是人们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当中所受到的苦难，而相对忽视了争斗双方的谁是谁非（也就是政治上的道义优势在哪一方）。因此，在《法眼》的开头，他便借着两位囚犯（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谈论“反革命军和正革命军开仗”的一段话说明了以下的观点：

两军的旗号是一样的，实力是一样的，宗旨是一样的，甚至党纲也是一样的。不过，为什么打起来？双方都说是为国，为民，为人道，为正义，为和平……为种种说不出来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的目的也一样！依据什么思想家的考察，说是“红马”和“白狗”在里头作怪。……白狗和红马打起来，可苦了城里头的“灰猫”！“灰猫”者谁？不在前线的谁都不是！……所以，用小说里面的话来说，许地山是不主张那种“毁家灭宅的民死主义”的。换言之，就是不欢迎任何暴力革命。基于这种观点，他甚至在《解放者》中认为，“现在世间的领袖”要么像“狼的领袖是带着群狼去抢掠”，要么就是像“羊的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而这两种领袖，都是戕害无辜生灵，为深怀人道主义悲悯的许氏所不欢迎的。这种把“反动派”与革命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愤激言辞，显然将人道主义加诸一切政治道义之上。这种议论使得许氏在后来的评论家那里颇受诟病。

除却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还认为许地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见闻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时，他可能还没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但出自佛教熏陶的怜悯之心使得他不忍正视革命中人的种种苦难和罪孽。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辛亥革命的“换汤不换药”、煮成一锅“夹生饭”的结局也使得他对革命产生了极重的怀疑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贯温和的许地山在《换巢鸾凤》、《解放者》、《东野先生》、《女儿心》诸篇中写及辛亥革命时，也总是没有赞扬，甚至隐含着批评。这也使得他对后来的一切革命都作如是观。出于对人的悲悯和对革命的泥沙俱下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解放者》、《女儿心》中一再描写辛亥革命对满族官僚的残暴不仁。在这里，许氏只注意把以前的满族官僚当作一个“人”来看，他并不关心其他。

许地山 - 名人爱情

许地山早年曾结过一次婚，夫人林月森是台中人，两人生有一女，1920年林月森赴京途中病逝上海，许地山有多篇文章怀念她。

周俟松第一次见到许地山是在“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当时她还是个中学生。第二次见到许地山是在接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也只是远远地观望这位活跃的助教，两人真正认识是后来在熊佛西家。熊周两家不远，同在石驸马大街，其时周俟松已考入北师大数学系就读。许地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很出名，这不仅因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还因他一年四季爱穿黄对襟棉大衫，留长发蓄山羊胡，精于钟鼎文梵文。这个“三怪”才子，给周家的女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俟松说：“多见了几次，感到他学识渊博，感情丰富，逐渐互相爱慕。”婚后许地山谈到两人的缘分曾说：“幸而你没有进燕大，我是不会和学生谈恋爱的。”由此一斑也可见许地山的恋爱婚姻观。

1923年后许地山曾赴美英留学，1927年学成归来，先后执教于燕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京城学府。婚姻之事虽因周家一度反对，最终也水到渠成了。

许地山和周俟松的婚礼，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的。文学馆还收藏着几页周俟松保存下来的当年的日记，在1929年5月1日那一栏中，写着“风和日朗我们于九时行婚礼”。下面另一行字是周俟松1977年6月补注的：“日记之一页上为许地山注字。”

两人的婚礼选在“来今雨轩”举行，是周俟松的建议。因当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曾在此召开；再说多年来“来今雨轩”一直是各路文人到京的必访之处。

那天参加婚礼的来宾除亲戚外，还有蔡孑民、陈援庵、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他们的新房在周俟松家二进院，从洞房的后窗可以看到后花园的八角木屋和带有野趣的丁香树、枣树。以后每年五一结婚纪念日，许地山一家都要照一张全家合影。

?许地山和周俟松的感情是令人羡慕的。周俟松爱看故事，许地山就专门为妻子翻译了《孟加拉和印度民间故事》。许地山写作时很喜欢和妻子讨论，若写到深夜时分，便有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境界。许地山曾对周俟松说：“泰戈尔是我的知音长者，你是我知音的妻子，我是很幸福的，得一知音可以无恨矣。”两人的共同生活虽然只有12年，却胜似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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