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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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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萨缪尔・贝克特于1906年出生在都柏林，将近半个世纪后，他才在巴黎扬名于世界文坛。3年之内出版的5部杰作立刻使他一跃成为文学界泰斗。这5部作品分别是1951年出版的小说《莫洛依》及其续集《马洛纳之死》，1952年出版的剧本《等待戈多》， 1953年出版的《莫洛依》的第二部续集《无名的人》及另一部小说《瓦特》。这一系列作品的问世，使作者在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

上述的年份只是指这些书出版的时间，不同于其完稿的年代及写作顺序。这些作品的雏形必须追溯到当时的环境及贝克特思想的早期发展。或许只有求助于贝克特近年的作品，才能了解到他的文学起点及小说《莫洛依》，以至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分别在1929年和1931年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位小说与戏剧的新表现形式的先锋，承袭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而他早年的戏剧创作则植根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和阿尔弗雷德・雅里的《于布・王》。

从某种角度上说，小说《瓦特》的非凡创作可以看作是贝克特文学生涯的转折点。久居巴黎的贝克特于纳粹占领后设法逃到了法国南部，并在1942年至1944年间完成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告别了使用多年的英语而开始用法语写作，由此使他成名。直至15年后他才恢复使用母语进行写作。他在完成《瓦特》而着手开始另一部新作时，气氛也变了。他的其他成名作写于1945至 1949年间，都以二次大战为题材。大战后他的作品已趋于成熟，展现出独特的风格。

二次大战对贝克特的影响既不是战争的实际意义，也不是前线的战事或是他自己曾参加的“抵抗运动”，而在于重返和平后的种种：撕开地狱的帷幕，可怕地展露出人性在强制命令下服从的本能，已达到了非人道的堕落的程度，以及人性如何在这场掠夺下依然能残存不灭。因此，贝克特的作品一再以人的堕落为主题，而他所表现的生命态度，更强调了生命存在的背景犹如闹剧般地既怪异又悲哀，这可以说是否定论――一种在完成全部历程前不能受干扰的否定论。它必须继续到底，因为唯有那样，才会发生悲剧思想和诗境显示的奇迹。

这种否定一旦形成了，它能给我们什么呢?一种肯定的愉悦的意象――在其中，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它的名字是同情。有着无数的前辈。亚里斯多德自希腊悲剧中发展出他的经由同情和敬畏的“净化”理论。而否定形成的意象，不只是希腊悲剧中恐惧的积累。人自叔本华深沉痛苦中得来的力量超过了谢林的爽朗天性。人在巴斯卡苦闷的怀疑中找到的神的恩宠，胜子莱布尼兹盲目信仰理论上各种世界的美好。我们再度审视爱尔兰文学遗产对贝克特作品的影响――他获益于狄恩．斯威夫特对人类黑暗狂暴的描绘远远超过奥立佛・哥尔斯密斯苍白的田园牧歌。

贝克特世界观的关键在于两种悲观的不同，一种是轻易的，不在乎思考一切的悲观，另一种是在无法设防的悲惨境遇小、痛苦地面对现实而来的悲观。前者的悲观在于凡事皆没有价值因而有其极限，后者试图自相反的观念去解释，因为没有价值的东西绝不能再降低他的价值。我们曾目睹了前人所未见到的人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了解了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能认识人的真正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更有甚者，这种悲观主义以其丰富的同情心，拥抱了对人类的爱，因为它了解剧变的极限，一种绝望必须达到痛苦的顶峰才会知道没有了同情，所有的境界都将消失。贝克特的作品发自近乎绝灭的天性，似已列举了全人类的不幸。而他凄如挽歌的语调中，回响着对受苦者的救赎和遇难灵魂的安慰。

这在贝克特的两大杰作中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等待戈多》和《啊，美好的日子》都可被视为圣经的注释。例如在《等待戈多》中有这样的句子：“你是那将要降临的还是我们要再等待的另一个呢?”剧中两个流浪汉必须面对的，是以野蛮方式残忍而无意义地生存着。这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富有人性的剧本，没有法律比创造本身更为残忍。而人在创造中唯一占有的地方，是出自他有心恶意地将其他法律加诸其上的事实。但倘若我们想象有一个神，一个创造了人类能忍受的、无尽的痛苦的神，那么我们正如剧中的两个流浪汉一样，将以何种方式相会于某时某地呢?贝克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剧本的名字。到剧终时我们仍未弄清戈多的身份，就像我们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幕仍不明白一样。幕落了，我们深信眼前看过的残害的力量，但我们明白一件事，无论经历怎样的折磨，有一种东西是永远磨灭不了的，那就是希望。《等待戈多》中简单地描绘了人类面对永远的、不可料知的等待，所作的形式上的抉择。

在另一剧本中圣经的引喻多和人的现实的选择相关，他们彼此的关系，就像在旷野里听到了喊声。贝克特在剧本的解说中，针对了一个无望地坐在沙漠中的不负责任的幻想加以说明，但主题则是另一回事。外在发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逐渐被越积越多的沙子覆盖，直到他完全被埋葬在自己的寂寞中。但―样东西始终矗立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那就是他的头和他在旷野里的喊叫。人只要活着，就有一种不可磨灭的需求，在寻找自己的同类，和他们说话，互通讯息。

瑞典学院对于萨缪尔・贝克特未能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深感遗憾。不过他选了首先认识到他的作品的重要性的巴黎出版商林东先生代表他，前来接受奖金。现在就请林东先生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取他所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

评论界对贝克特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报界决没有忽略贝克特荣获诺贝尔奖的讽刺意义，它注意到瑞典文学院为这样一个人大唱赞歌与其宗旨并不和谐：他的作品认为人的任何努力都没有希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此外他多年来一直抵制成为名人的冲动(他的朋友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冲动)。然而，在认为贝克特的作品太压抑(好像贝克特个人应该对他的所见所写负责)的诋毁者面前，瑞典文学院却因敢于承认贝克特贡献的重要性而赢得了赞誉。有些文章回顾了1964年让-保尔・萨特出于政治原因而拒绝受奖的情况。有些文章则提及贝克特早年在巴黎期间与詹姆斯・乔伊斯的联系(这种复杂的思想交流被说成是师生关系，实在是新闻界过于简单化的典型)。这种“爱尔兰联系”大大超越了乔伊斯与人交往的性质；欧美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都柏林对贝克特获奖所作出的反应，并报道了该城对这位流落在外的本地人的热诚。随后是上演贝克特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阿贝剧院1969年12月上演了《等待戈多》。这一切都突出了爱尔兰信仰的民族特性。

从报刊上试探性的、不置可否的措辞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界极少有人真正熟悉贝克特的作品。有些报纸满足于刊载其散文作品的长篇片断；有些报纸则登载在办公室卷宗中找到的作家星星点点的传记细节。各种各样的解释性的尝试更是笑话百出：有的信息不确但又自作聪明；有的不是引文有误，就是标题用错；还有的竟把肯尼思・廷楠擅自在《啊!加尔各答》(1969年)序幕的舞台导言中加进的一句也归于贝克特。然而比较如意的尝试毕竟还是有的：如伦敦的《泰晤士报》(10月24日)载文说：“贝克特的作品，就像一篇篇的乐章，十分精确地表现了它要表达的意义，多一点或少一点都会将其毁掉。”当学者们应邀就授奖反应撰稿时，他们便借机批驳那些认为贝克特的作品压抑、消极和虚无的“乐观主义者”，积极为贝克特辩护。贝克特的支持者们指出，他的作品富于自然景致的俭约之美，语言表述清晰，并具有在本体论的虚无面前也能深深感到的幽默。查尔斯・马罗威茨(《纽约时报》，11月2日)这样评价贝克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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