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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自得,学术,水经注全祖望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自己坦言：“他人着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全祖望 - 文学特色
全祖望，学术界往往是把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来看的。
而他的文章也是别具特色，有着一种雄壮之美，是当时文坛的一朵奇葩。章学诚先生在《乙卯杂记》中谈及《鲒崎亭集》时，说全氏的文章“盖于东南文献及胜国遗事尤加意焉，生承诸老之后，渊源既深，通籍馆阁，闻见更广”。盖谢山的学问“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可。”有这样深厚的学问作底子，全先生的文章自然是能够抗得住“大题目”的。读那个年代的文字，不是桐城文派的纳“义理”、“考证”于“文章”，就是如随园老人之讲求性灵。虽然各有佳处，然很少有“上得万言书，写活真豪杰”这样的“大手笔”。而读到全祖望的文章，却会使人们眼睛为之一亮。
《梅花岭记》中的两段。文章写的是史可法，写他的英烈，写他的忠诚。
顺治二年，清兵围江都，史可法见大势已去，不愿落入敌手，甘愿殉职。并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副将史德威。城破的时候，史可法想要自刎，然被手下将士抱住。这时，“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于是，大家簇拥着他拼死突围。目睹部下一个个倒了下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清军统帅和硕亲王多铎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史可法“大骂而死”。
读这一段，每每使人热血沸腾，英豪之气顿时充斥全身。尤其是忠烈“瞠目”之一喝，真是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文章后一段，笔锋一转，讲各种传说，人们以为史可法并没有死在城中，而是突破了重围。于是，各地纷纷起兵，托史可法之名。文中写到一个叫做孙兆奎的人，兵败被俘，押到洪承畴面前。二人的一段对话实在是精彩极了。洪承畴问他：“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的回答是：“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也？”洪承畴在松山和清兵大战，兵败降清。孙兆奎明知故问，不承认眼前高坐之人，就是那已经“尽忠报国”的“督师洪公”。这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的。
从史可法的“瞠目”一喝，从孙兆奎的一段对答，作者在运用如椽之笔，在三言两语间就刻画出了两个鲜活的人物。而全氏状写忠烈的文章，好处就在能“曲折其情”，而不象史书的堆积和排比史料，因此特别感人。
对于全祖望的文字，学界往往也有不少的批评，攻击他“殊有稗习”，说他不够专精，不够严谨。这是和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关联的。有清一代，重名物训诂之学，讲究治学的严谨、踏实。再加上，人们将全祖望视为一名历史学家。那么这样的批评就更加的“言之成理”了。
全祖望的文章，情感强烈、爱憎分明、笔调夸张，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术是颇有些距离的。然而，正是这种充满情感的写作，才使他的文章脍炙人口，在今天，仍然吸引着不少的读者。
黄宗羲先生在《明文案序》上说到：“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全先生的写作，确乎是“一往情深”的，同样也造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绩。虽然我自己也是学训诂的，对为人的稳重、为文的典要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但是我还是非常欣赏全谢山这种粗犷、豪迈的文风。这是文章的一种境界。毕竟，那种“字字有出处，必须不断加注”的“教授文学”在今天恐怕是没有太多的市场的。清代词论家徐轨在《词苑丛谈》中的一句话“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那说得是东坡，可也不妨拿来作全祖望文章的评价。“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一种美，一种江南之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是一种美，一种塞北的风光。而只有后者的笔调才能用于摹写忠烈、描摹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祖望的文字真的能够算得上是“大手笔”。
全祖望 - 历学贡献
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
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编・碧止杨文元公书院记》），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苟非验之躬行，诚无以审其实得焉与否”（《外编・石坡书院记》）。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他为黄宗羲辑补《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
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着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