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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董仲舒,公羊,汉武帝董仲舒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历史评价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一观点否定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董仲舒 - 相关事迹
主要经历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专家之才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
董仲舒与胡母生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母生的首倡。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母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母生还归纳公羊义例,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
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胡母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有曰:“胡母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母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母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母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母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母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