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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董仲舒,公羊,汉武帝董仲舒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阶级的人性当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这就从地主阶级的先天禀赋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可能性,又从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评盂轲的性善说,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这一点,他比盂轲强。但是董仲舒又认为人同时具有“贪”和“仁”两种性,这又陷入了善恶二元论,这是他企图把盂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论结合起来的结果。他认为天有阴阳,所以禀之于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恶。他又认为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恶两种性。他虽然说“情亦性也”,但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这样他把性当做是善的,实质上维持了所谓“正宗”儒学即孟轲的性善学说。他把情从性划出来以后,便进一步主张扬性抑情了。他以为天道是禁止阴的,所以人也应该“损其欲而辍其情”,这就是说要发展善性而抑止恶情,这种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发展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教育的作用象制陶器和冶金一样,可以随意铸造,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这又未免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论知识和教学
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因此通过人的内省和直观就可以体认事物的本质。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因此,“名”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名”是由谁制定的呢?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吁呼,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只是圣人所说的仁义等内容,至于有关“众物”或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那是会迷惑后进的,不应当学习的。
董仲舒要求学习儒家的“六经”,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其所长”的教学观点是可取的。
在学习上,他提出了“多连”和“博贯”的方法。他以为只要“连而贯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连系和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在教学上往往可以用来加强理解,融会贯通。在学习范围上,他认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就会使得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这种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师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他从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开始,进而论及教学应该适时,应该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能从容引导,不急不缓。比较符合教学规律,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他宣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臣民。全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
董仲舒 - 为西汉初对策
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才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