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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璋个人简历(资料简介及图片)

空军,导弹,周恩来王秉璋个人简历(资料简介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周昆潜逃后，一一五师参谋长一职就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开始由他负责，实际上行使参谋长的职权。

1938年3月2日清晨，一一五师经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林彪走在最前面，晋军哨兵误以为他们是日军骑兵，开枪打伤了林彪。林彪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王秉璋连忙下马将他抱起。林彪的伤势很重，在对林彪进行了紧急救护之后，当天就将他送往延安。

林彪受伤的当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由你暂代。”但是，在军委电报发出之前，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经发出了，朱、彭任命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 

1939年

3月1日，一一五师师部率六八六团进入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博、朱则民等七人组成。日军得知“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后，来了个九路围攻。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等部在陆房一带陷入重围，王秉璋协助陈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胜利突围。此战后，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师直大部分人员组成“东进支队”开赴鲁南。这年冬天，王秉璋带领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往郯城县码头镇，支援受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地方独立营。他率部夜涉结着薄冰的沂河，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镇子，将顽军一个营全部俘虏，随后又在镇外伏击前来增援的顽军。两次战斗共消灭顽军600多人，我方仅伤亡3人。 

1940年

秋，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主持，肖华、杨勇、王秉璋分别作了冀鲁边、鲁西、鲁南的工作报告。会后，王秉璋调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长。

王秉璋采用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以伤亡100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

1941年

2月，王秉璋到达鲁西，教三旅旅长杨勇让他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当时，部队发展很快，但新部队缺乏训练。虽然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号，但有实力的老部队并不多，部队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七团打，八团看，九团围着转。”也就是说教三旅的3个团中能打的只有七团。

在王秉璋的主持下，教三旅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项训练”，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4月间，杨勇赴延安学习，王秉璋任代旅长。

教三旅活动区域内有许多设防坚固的敌据点，日军的这一套做法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如出一辙。王秉璋在红军时期就长期思考如何立足现有装备，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此时，他已经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只是还没经过实战检验，这就是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这套战术在最初使用时，一些团、营级干部不以为然，但他们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信服：凡采用这套战术的，都能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攻克敌据点；而没有采纳的，不是伤亡惨重，就是没有攻克敌据点。 

1942年

12月，王秉璋调任教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教四旅牺牲了1名团长，有8名营以上干部开了“小差”。敌人在根据地内“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大修据点，并驱使群众挖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封锁沟。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战例是1943年7月的“反碉堡战役”，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教四旅仅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夺取了日伪据点130多个，以伤亡100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1951年2月，毛泽东到空军视察时，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在审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秉璋》时曾批注：王秉璋“给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4年

底，王秉璋率八路军3个团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他向新四军第四师介绍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引起该师首长的高度重视。11月8日，第四师营以上干部在曹市集专门听王秉璋作报告。王秉璋率部北返后，第四师司令部将这个报告付印成小册子，取名为《交通壕攻击》。张震参谋长在序言中称其为“战术上之新创造”，并言“在近迫作业及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

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逐渐推广开来，尤其在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如辽沈战役中攻克义县和锦州之战，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之战，平津战役中攻克天津之战。

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

1949年

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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