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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太公,姜太公,姜尚姜尚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5、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 、 《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 《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 《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姜尚 - 主要事件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时机。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尊称)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鼻祖。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人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59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商都朝歌70里，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戕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连夜仓皇逃走，与妃子妲己一起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临淄市临淄北）。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人来与他争夺营丘。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化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葬地不详。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