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司徒雷登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司徒,燕京大学,雷登司徒雷登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正义凛然的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国籍的燕京大学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难以想象，如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支持，燕京大学的教师们怎会有这样的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就商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这个决策很正确。许多中国学龄青年，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并拘押了司徒雷登等人。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司徒雷登一直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外界完全隔绝。直到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获得自由，而这时他的著述已积页成册。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被日寇蹂躏得不堪目睹的校园――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开学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的燕大岁月也结束了。
司徒雷登 - 囚禁生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刚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不过四年的监禁生涯，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司徒雷登 - 大使经历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企图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生不逢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显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这样，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着不动”100多天后，不得不离开。国民党政府还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 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司徒雷登 - 晚年
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50岁时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青时便追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极高的评价。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