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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司徒,燕京大学,雷登司徒雷登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司徒雷登 - 简介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中华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同年10月，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
司徒雷登 - 燕大岁月
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一所是汇文大学，一所是协和大学。这两所私立大学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试图合并，却因内在矛盾太多，多次协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达成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成绩卓著，是美国教会公认的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有影响力、才华与素养出众、思想开朗的人物，再加上他出生在中国，中、英文运用自如，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几乎所有朋友都劝他婉拒，不必去收拾烂摊子。他最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会见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经-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同时也解决了其他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那些日子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开交，要回美国拼命筹款，又要在新校址指挥营建，又得为扩大后的学校招兵买马，还得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1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也主要来自教会。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若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就无法生存；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当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的时候，燕京大学响应最快。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以前的董事会当然激烈反对，司徒雷登费了不少工夫说服他们。对于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赞成，他也由校长退居校务长。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